以另一种方式与“世界”相遇——韩少功《山南水北》中的精神姿态

和以往创作比较起来,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显示了他和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处理两者关系时创作主体精神姿态上新的探索。他笔下的"自我"和"他者"两个世界,完全隐匿了知识分子的视角,自然也没有显露出其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感,作品通过建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之间的一种平视关系,打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创作中要么俯视要么仰视的姿态,从而实现了一种生命化的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     

精神救赎:“底层文学”的主题开掘向度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以一种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带来了文学主题的新突破,找回文学关注现实、推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性价值。然而,"底层文学"对社会底层的观照,大多只是停留在对底层苦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道德性同情之上,很少涉及对底层社会精神世界的展示和批判。即使有些作家开始涉及这一主题,但是,他们的作品多是对底层人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没有真正书写当下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理想精神价值。抒写底层社会美好的精神理想,更深层面的实现文学的精神救赎价值,应该成为底层文学最重要的关注点,实现精神救赎价值仍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主题开掘向度。     

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

近年来,身体叙事在底层文学中大量出现,底层身体的受难成为底层文学中的主要景观,创作者借此抒发道德上的同情,探寻新的美学策略.分析近年来底层文学中出现的身体叙事模式,可概括为:强健一冲突一毁灭.在底层小说中,受难的身体作为文本符号,具有一种公共性,成为作者情感体验及个性体验之外的他者.     

向下看与向上看

位置决定人们的视角,高位俯视,低位仰视,站高望远,站低视短,远则广阔全面,近则清晰具体,各有优缺,不可兼得。要识庐山真面目,得身在山外,然而在山顶高空俯览,河流似白练、巨石如小兽,林木惟余苍绿,只有个感觉印象。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可在飞机上往下看,常是云海茫茫见不到地面的世界。     

"葛川江"的魅力--李杭育系列小说的叙事分析

在"葛川江"系列小说中,李杭育以宏观与微观交叉切入、俯视与仰视穿插交织的叙事网,给我们展现了葛川江这片神秘地域中的鲜活和蛮野.蛮野和神秘不仅赋予葛川江奇特的品格与魅力,而且使葛川江流域的人们具有独特的性格与命运.葛川江人的生死情爱与这条江的桀骜不驯相互映衬,营造出江与人浑然一体的传奇效果.     

文化遗产传承:数字的与传统的

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和数字传承,既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传承使命的变迁,也面临着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的共生处境。在此处境中,如何对待他者与自我的互解与互换,如何处理俯视、仰视与平视的角度,如何实现相互的议程设置,都应该被提到议程上来。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结论关乎到民族文化遗产本身作为主体的话语权,而这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代底层写作“得”、“失”与发展趋向探析

"底层"和"底层文学"被当代社会学和文学关注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底层形象阶级性批评缺失的局限。底层文学密切关注底层的生存境遇,折射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把一切被遮蔽的、社会底层带有脓血的伤疤勇敢地揭开,在揭示底层民众现代性生存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怀,呈现出文学丰富表现力、旺盛生命力和深厚人文关怀。底层文学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抽象演绎理念与审美意味缺失等问题。因此,及时有效地盘点底层写作中存在的"得"与"失",对于底层写作思潮,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第三世界存在经验的审美传达都具有极为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王蒙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形象解读——以“在伊犁”系列小说为例证

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有受过教育的小学教员、粮站出纳、继承父母遗产的小有积蓄者、自食其力的底层农民等,她们大都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但面对婚姻,她们仍然难以挣脱世俗观念的束缚,面对命运,她们虽竭尽全力却仍难以自控;由于处在经济基础的弱势地位,她们的人生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维族底层女性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经济独立和平等自尊以及思想解放是必由之路。"在伊犁"系列小说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表述了对维族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中的同情

同情在以哈奇森、休谟和斯密为首的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情感主义者用来调和个人的善/利益与他人的善/利益,树立以利公/利他为客观标准的道德观的核心概念和原则。然而,同情并非一开始就居于该流派的核心地位,而是经历了由一种特殊情感到同情共感的心理机制的发展历程。鉴于此,将同情置于情感主义流派的整体视域下进行综合分析和说明,不仅可以辨析不同情感主义者对同情的差异化理解,还能厘清他们在同情问题上的继承、批判和发展的逻辑关联。如此,同情在整个流派中的位置也将得到清晰呈现。     

用悲天悯人的襟怀 察中国妇女之苦痛——浅析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说主题的意蕴

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是以写妇女悲剧人生而见长的 ,林海音以悲天悯人的襟怀 ,质朴无华的创作手法 ,把女性的悲苦人生描绘得淋漓尽致。     

论张晓风散文的神性情怀

张晓风是汉语文学里很有个性风格的散文家 ,她延续了汉语文学的人文性与诗性写作之路。本文主要探讨了她的思想和散文创作与基督教的复杂联系 ,认为张晓风立足于个人的精神立场 ,既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又蕴涵有“基督徒”的悲悯情怀 ,在自然与历史、自我与神性之间消融了汉语文化和基督教的矛盾 ,实现了文学与人生的诗性言说和神性关怀的汇通     

论构建操作性的法律写作能力系统

写作文化和写作思维操作能力是决定写作能力的两大主要因素，写者是在时代写作文化的控制下，通过写作思维操作的正确展开去完成文章写作的。因此，当代前沿的、操作性的法律写作能力系统必须按照写作思维的客观规律，主要从写作文化和写作思维操作能力两大方面去构建，而高校法律写作课程的发展更新也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去实现。     

父母殴打子女致死案件的类型化处理

父母殴打子女致死的案件每每出现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类案件如何认定存在争议,从对现有已收集到的案例进行整理发现,个案裁判结果差异极大.由于在该类案件中殴打与伤害难以区分、殴打的主观方面难以确定、殴打多出于一时激愤等特殊性,导致在具体案件认定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应当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路径,在对行为进行全方位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向前看”和“向后看”,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辅助分析,从殴打对象和部位选择、殴打行为的具体目的、是否存在长期虐待等方面加以考量.     

张爱玲小说中的慈悲情怀

张爱玲的小说以深刻挖掘人性著称，作家以冷静的观察力、敏锐的洞察力．把人生与人性看得明白透彻，故给人以绝情之感。但正是因为这种对人事的通天达地的了解，使她生出了对凡俗人事、庸俗人生的深深理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的同情与慷慨是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对整个世俗的看法，她的温情是在深谙无情的基础上的理解，她的慈悲是在看透冷酷的基础上的宽容。试图从张爱玲的家世背景、个人经历、思想观念人手，解读其作品中深藏在她冷静客观描写、老辣犀利笔法下的对无奈人生的无限慈悲与对软弱人性的深深体谅。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术创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是从活态历史观的角度认识和研究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考察和遗产保护的方法,同时也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首先是田野工作方法,即把研究工作从文本扩展到文化活动空间,进行文化活动过程的研究;其次是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体验,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深入探索研究对象的精神内蕴。     

抒情姿态的变化——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

现代汉诗与民生问题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诗人在抒写民生主题时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抒情姿态,因而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效果。直到晚近的诗歌,由于诗人调整了自身的姿态,变高高在上的俯视为一种切身介入,民生主题的表现得到有力的提升,从而丰富了现代汉诗的艺术探索。     

期刊编辑部通信地址的写法浅析

对71种林业科技期刊的编辑部通信地址的写法进行调查求证，结果表明：有的既写门牌号又写单位名称，有的同一单位的地址表述不同，有的将编辑部名称作为通信地址的一部分，有的无门牌又无单位名称，有的过于累赘，等等。对编辑部通信地址的书写格式进行归纳，制定相应的规范，很有意义。     

当代老子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基于美学史的考察

从方法角度反思,当前中国美学界对老子美学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脱离文本的历史语境,缺乏历史性;缺乏以文本为中心的系统观;忽视老子文本的学科性质及其作为美学的转换条件。方法方面的缺陷既不利于美学史书写也不利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因此,在老子美学研究中,应当：通过哲学史的回溯和语言文字的考释,尽可能地回到老子的历史语境中去;以老子的文本为中心,对其进行系统考察;重视老子文本的原始性质,并考察其转换为美学论题的进程。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