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

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上把明代后期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称为晚明文学新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的,是袁宏道的“性灵说”。将“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过程,对研究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形成、发展和消退不无意义。     

李贽·袁宏道·钟惺

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在李贽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公安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解放,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解放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袁宏道性灵说研究——兼与李贽比较

袁宏道深受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性灵是构成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真则是使人的性灵外化为文艺作品的特定形式，质又是表现真的特定方式。李贽的理论具备了作家论的基本框架，袁宏道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家论，整理出了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结构——生产、流通、消费——相适应的作家、作品、读者的文艺运作结构，为其后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屠隆诗文创作观之赋材说

晚明文坛复古思潮盛行 ,剿袭模拟之习十分猖獗 ,作家之主体性丧失殆尽。为涤除时文之弊 ,振兴诗文之道 ,屠隆倡言赋材说 ,主张依靠作家之赋材 ,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才性、才能 ,以陶洗性灵 ,创制真文。屠隆的这一创作观点对其友人袁宏道的文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亦对公安文学“性灵说”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汤显祖的灵性说

与笼罩明代文坛二百多年的复古思潮相颉颃,晚明文坛出现性灵文学思潮。李贽、汤显祖、徐渭为其前驱,公安三袁、江盈科、陶望龄等人为之鼓吹,堪代表一个时代。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共同的向力,但又有各自的侧重点面,如李贽拈出童心说,注重作家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袁宏道倡言性灵说,强调作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汤显     

袁宏道"性灵说"之我见

通过对明代公安派“三袁”中袁宏道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分析，阐述“性灵”学说的本质、内客及外观形式．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禅学思维与袁宏道的诗学策略

学界阐释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大多从界定“性灵”的意义来正面人手.然从袁氏本人的言论来看,他并未将“性灵”作为其诗学的核心概念来使用,他早期的诗学旨趣,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不如说是以打破当时诗坛沉闷状态的方式来醒人耳目.而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策略,直接源于对禅宗思维方式的接受.     

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审美内涵

公安派是晚明文坛反对复古,力主革新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倡导者是湖北公安的袁宗道(伯修)、袁宏道(中郎)和袁中道(小修)三兄弟,故世称“公安三袁”。“独抒性灵”是公安派美学思想的核心。它是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思潮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对李贽的“童心说”和“顺其性”说及汤显祖的“唯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可见,“独抒性灵”是在总结当时一些进步美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反复古主义斗争的需要加以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它是封建社会内部分化瓦解的产物,也是两种文艺观斗争的光辉成果。     

任情适性: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从性灵说的发展阶段中选取代表性人物如袁宏道、袁枚等进行研究,从耽情山水、纵性自适两方面探讨性灵说的生命意绪,可以看到,由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潜意识的存在,性灵文人任情适性的生命意绪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     

袁宏道归心净土缘由探析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进士。袁宏道早年闻名乡里，后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文坛上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独树一帜。袁宏道也是晚明著名文人居士，他前期以习禅为主，此时的佛学思想属焦兹、李贽将禅学与儒学和合为一的“狂禅”一系。然而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他走出了一条从纵情适欲的狂禅到念佛往生归心净土的佛学进路，恰恰契合了晚明诸宗归净、摄禅归净的时代潮流，在晚明士大夫中极具代表性。笔者拟从内在动力、外在诱因和理论依据三个方面阐释袁宏道由禅入净的原因，并力图以此为典型个案，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和学术背景，对当时佛学界的整体状况进行以斑窥豹式的扫描。     

晚明公安派文学思想探微

晚明诗文领域,以公安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声势最为浩大,而其中又以袁宏道声誉最隆,成就及贡献最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动宏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何为“中郎之论”？“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袁宏道《小修诗叙》）后人因此称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为“性灵说”,并以“独抒性灵,不…     

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及其儒学根源

冯梦龙是一位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文学家。冯梦龙的尚俗主张主要是就文学体裁而言．冯梦龙的“情教”说,本源于儒家的学术思想．冯梦龙的文学直接承嗣了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文学主张,并在俗文学领域中得到了新的拓展。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对写作主体个性的要求.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与其禅学思想和生命情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晚明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路向的意义.     

公安派文学革新与民间文学

公安派是晚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们从事文学活动时期,正值复古主义充斥整个文坛。针对时弊,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中郎     

三袁诗歌初探

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是以反对拟古的旧文风、提倡有个性的新文风作为旗帜,以解脱束缚、破除庸腐作为斗争任务,以独抒性灵、畅所欲言作为自己特色,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的。他们一面猛烈抨击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派,一面大胆地提出有创见的文学主张。袁宏道曾非常自豪地说:“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①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活动,就它的性质来说,是万历年间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反映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