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电视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媒介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批判论述,早在二十世纪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关注美国电视的快速发展对普通大众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电视本体、电视观众、电视制作人和电视文化现象批评研究,其唯一一篇电视研究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在国内电视理论研究、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甚少被研究者们深入论述,反映出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理论内在逻辑缺乏重视.在此,深入探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指出其研究既有局限性又有进步性,提出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来看,阿多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批评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还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其是当代批判理论需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以进行更多元的思考.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接受与误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

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接受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最初了解、90年代前期的直接挪用、90年代后期的质疑反思和新世纪以来的冷静研究四个阶段.但迄今为止,对其认识还普遍存在着一些误解:把该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片面理解为审美主义批评;把该学派的文化批判简单地定性为文化决定论;过度夸大该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国当代文化经验之间的错位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其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批判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对科学技术作过深刻的批判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大师的杜威也对这个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而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方向。本文试图比较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与杜威在该问题上的异同 ,从而论证法兰克福学派的实用主义转向。通过哈贝马斯与杜威的科学技术观的比较 ,作者认为 ,尽管他们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重大分歧 ,但总的来说 ,杜威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诸多类似之处 ,而且杜威的调查研究理论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丰富得多。通过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芬伯格的近著《质疑技术》 ,作者认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走向了实用主义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逻辑研究

19世纪以来的理论、艺术和政治研究发生了广泛、持续和深入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这一客观、动态的过程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逻辑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文化批判的先河;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但他们仅仅把大众文化看做文化衰败的标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立足于大众文化的动态研究和批判研究,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不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文化批判的深入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研究

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以文化救赎为历史使命,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异化现象,对精英文化的沦陷以及大众文化的强势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率先扛起了文化批判的大旗,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更是成为以后文化批评需要借鉴的重要话语资源。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法西斯极权主义带给成员的痛苦记忆造成了其批判对象的错位,缺乏辩证看待大众、文化与科技相互关系的眼光以及对文化的二元划分模式都暴露了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该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新左派"理论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化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注重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以及受众的研究.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理论以及"新左派"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