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嵘《诗品》对江淹诗歌的评价

论钟嵘《诗品》对江淹诗歌的评价谢文学江淹以其（恨赋）与《别赋）著称于世，而其诗歌几乎淹没无闻。其实他的诗歌是很有特色的，最早受到了他的学生钟嵘的重视①。钟嵘在其《诗品）中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

从诗经,楚辞肇始的我国古典诗歌,到了唐代,出现了它的鼎盛时期。从南朝齐梁时代钟嵘《诗品》(又题《诗评》),到唐末司空图《诗品》(又题《二十四诗品》),一代又一代卓越的诗人和诗论家无不试图总结这些历史成就及其经     

滋味·韵味·神韵——诗歌艺术趣尚的历史沿革

一、滋味:古典诗歌感性美的特征表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诗歌所作的专门性的艺术批评始于钟嵘,而且,比起长于分析的《文心雕龙》来,钟嵘的《诗品》又是一部点悟性的批评著作.这两点,使得他的"滋味说"显得特别重要.但人们往往据     

显优劣、分品第的尴尬——论钟嵘《诗品》的诗学观

钟嵘的《诗品》问世1400多年来,评家纷起,毁誉参半。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诗品》和以前批评风气不同的地方就是显优劣、有品第”,“所以能提高鉴赏的标准,同时也开创新的历史的批评之方法”①。美国汉学理论家丁·刘若愚则认为:“刘勰同时代人钟嵘,主张表现主义诗歌观。”“钟嵘认为诗人以情感反映外界事物,并把这一反映,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诗品·序》把表现观列为第一位。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表现观是钟嵘批评思想的核心,他的主要用心在于实用批评和文学史,因而对一般的文学理论的贡献不大。”②清代的王士认为,…     

钟嵘《诗品》论诗歌的特征和思想艺术标准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他对诗歌的性质、特征和思想艺术标准的原则性的认识,并对违反诗歌特征和标准的某些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在正文部分评价作家时,他的批评标准就表现得更为具体细致了。本文以序文为主,参照正文的有关论述,介绍钟嵘这方面的主张。     

钟嵘及其《诗品》三考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批评的专著。但是,至今人们对钟嵘的生卒年代和《诗品》的酝酿、写作起止年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加以考索,略作钩沉,以求教于方家。 钟蝾生年考 《梁书》、《南史》《钟嵘传》皆云,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 钟嵘既然为齐永明时的国子生,那么,齐代的国学立于何年?学生入学的年龄是如何规定的?王俭领国学祭酒又在何年?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疏证

钟嵘《诗品》推溯诗歌源流，论潘岳源出于王粲，今人大多或以为牵强，或以为该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诗歌皆文辞华美。文章对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作出疏证，认为潘岳与王粲的渊源关系在于：一、清且悲的诗歌风格；二、叙事如传的书写笔法；也正是这两点使潘岳诗歌“浅”于陆机。文章具体分析了“浅”与“深”之所指，阐释了钟嵘“陆海潘江”之评的意义。     

《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审美价值的异同

本文就《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的审美价值和功用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从写作背景、诗学指导思想、诗歌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肯定了《诗品序》的美学价值。     

钟嵘的当代诗歌评论

钟嵘约生于宋泰始二年(466),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经历了宋、齐、梁三朝。根据《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说”的提法以及钟嵘的诗歌批评实践,我们把他的当代诗歌评论的上限定在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当代诗歌评论,指的是钟嵘对南齐至《诗品》完成这三十多年间活跃于当时诗坛上有关诗人的评论。     

论钟嵘《诗品》对陶潜诗歌的评价

陶潜是我国晋代一位杰出的诗人,生前政治上倍受压抑,生活上饱经折磨,死后其诗歌遭到冷遇,很少有人问津,直到八十多年后,钟嵘《诗品》才对其诗歌作出了评价,将其置于“中品”,却受到后人的不少责难。尽管如此,钟嵘是第一个推崇陶潜诗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钟嵘对陶潜诗歌的评价弥足珍贵,更加值得重视。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钟嵘诗评观略论

钟嵘《诗品》序及正文在对诗歌的具体品评中，注意作到对诗歌的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兼顾。其批评生兴，尚直寻，推重风力、丹采合一，欣赏哀怨之美，重视诗人才性、身世、时风与创作风格的关系，他反对谈玄、用事、注重声病的诗风。     

钟嵘的学术品格探识

钟嵘《诗品》的理论成就灿溢古今,在我国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甚至比“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还要广泛和深刻。今天,人们仍在不断池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它,汲取理论的营养和获得灵感的启示。 《诗品》的理论成就同钟嵘的学术品格息息相关,正是由于钟嵘的可贵的学术品格,才造就了《诗品》的理论高度。 学术品格,是一个内涵颇为宽泛的概念,既涉及到理论家后天的经历,又关系到理论家先天的性格;既涉及到理论家的师承、学识、习染,又关系到他的趣味趋向及思维结构;既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美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诗品》研究的重要成果——读《钟嵘诗品评论》

《诗品》研究的重要成果——读《钟嵘诗品评论》王之望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被尊为诗话之祖。它“思深而意远”，揭示了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规律，与其同时代的另一部“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和...     

钟嵘的诗歌理论

《诗品》的作者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和刘勰为同时代人,生活在齐梁时代。《南史》、《梁书》俱有传。齐时为南康王侍郎;梁时,官至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诗品》成书年代亦不详,但可推断是在公元513年以后数年间。《南史》本传中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诗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期的第一段,在政权更迭的乱世中,出现了儒学、道学、佛学、玄学思想的混合态势,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其中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标志着这一时代文学批评的重大成就,且从文论家对于诗歌创作本质特点的要求、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以及对诗歌体裁方面的要求等角度,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论家的诗评标准.     

“滋味”——有限无限的双重转化——《诗品》审美标准的再认识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提出以“滋味”为标准论诗,以“滋味”为标准评诗。其“滋味”说,继往开来,对中国诗歌理论影响深远。历代的文人学士从不同角度对“滋味”曾加以不同的阐释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独特的审美观念。今天我们研究《诗品》,应对钟嵘的“滋味”说的源流、本质及作用,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寻求钟嵘“滋味”说的底蕴。 一 “滋味”,“混沌”的审美观 “混沌”理论,是揭示事物复杂性的科学,是探讨事物有序与无序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统一的科学。“混沌”,是介于绝对混乱和绝对有序之间的过渡状态。以“混沌学”的理论考察钟嵘的“滋味说”,会惊异地发现其中竟蕴含着“混沌”理论的内核。钟嵘以形象的比喻“滋味”,道出了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审美的混沌状态。     

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

现存《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等文献详载钟嵘生平三件大事,即上书齐明帝、上书梁武帝、撰写《诗品》。可见,此三事在其生平行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通过结合相关史料考释钟嵘两次上书的始末原委,方能看出事件背后其竭力维护士族群体利益的思想。这是由南朝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同时,由于齐梁之际,五言诗已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故钟嵘撰写《诗品》表面上是为了给年轻的士族子弟在五言诗创作上提供“准的可依”,然究其真实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占有这种文化资本,进而维护士族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只是与两次上书相比,钟嵘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在《诗品》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殊途同归,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