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

词与诗本为"异质"之文体,但白石词与老杜诗却显出某些"同构"之迹象。白石词与老杜诗有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相近的人生经历、气质及创作态度,从而可以使诗与词之固有藩篱消弭于无形,呈现出相通之风貌,再次证实了"转益多师"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略论李清照前后期词风的变化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李清照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但她最擅长的还是词，陈廷烨地《词坛丛话》中对李清照有这样的评价：“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前绝后者。”宋代词作家多为男性，以男性作家描写女性的生活，代女主人公立言，对女性的思想、内心缺乏深入的了解，只有到了李清照，才开始了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真正严肃而深刻的剖析。李清照一生创作了无数佳作，她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她的词风也可相应地以南渡为界形成前后两期不同的风格。前期的词大多描写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由于生…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芦川词与江西宗派诗法

张元干诗学江西,思想上也与江西诸人相近.南渡之后他援江西诗法入词,形成了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的新风尚;时代的巨变和个人遭际使他将感慨悲凉的情绪纳入歌词;为了加大词的容量,创作中他又大量使用经史子集以及佛典中的典故,从而形成了南宋词的一大代表性特征.张元干词的这一系列新变使他开南宋词坛一大宗--辛派词人的先河.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媒介——兼论宋代的戏剧思想

两宋文学存在一种诙谐为诗的倾向,诙谐为诗的风尚与两宋的说禅参禅的社会风气、杂剧的创作与欣赏风尚相通,三种文学风尚共时发展。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中介。人们说禅、作诗、作杂剧、打诨,有意追求与体现语言机趣美;人们参禅、读诗、看杂剧、听诨(读诨)时,欣赏这种语言机趣美。     

试论西蜀词与南唐词风格的异同

西蜀词与南唐词都具有晚唐五代词风共同的时代特征，即绮艳婉丽。但因二者所处的地域不同，从而形成了西蜀词与南唐词的地域风格差异。西蜀词的地域风格浓艳绵密，崇尚的是温庭筠的词风，南唐词的地域风格清丽疏淡，崇尚的是韦庄的词风。南唐词风对北宋前期的词坛创作影响很大。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悲欢离合总无情——南宋遗民词人心灵体验再探

南宋遗民词人的心灵体验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即反思色彩、晋人风度、遗民意识、感伤情绪。我们认为,南宋遗民词表现了整整一代词人群体对历史、现实的思考,将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浓缩于词心之中,在遁迹田园、啸傲山林的隐居生活中所流露出的兴亡之叹、沧桑之感,有着极深刻的内涵,显示了词境的扩大,增强了词作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     

浅论南唐、北宋词家的忧患意识

南唐词的忧患意源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表现为忧生之和国家之叹于词中注入了大量的 忧患意识,从而引起词的艺术手法的变化和抒情功能的增强,南唐词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词坛发展的方向。北宋 词人因袭了南唐词的这种品格,充分实现了词的抒情功能。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