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资源与困境:传统道德法律化的现代视野

传统德治关注法的内在权威,注重基本道德的法律化,不仅使传统法律蕴含了重民恤民的民本思想,更以伦理法律化的形式培养了社会直接的伦理精神。但德与法的互化不仅侵蚀了正式制度的独立性,且影响了德自身的发展,使公德缺失、私德泛滥,德治更多地获得了形式与工具的意义。因而作为可资借镜的前提,传统道德的专制性、等级性及义务本位特征必须剥离,道德法律化的空间及公共权力的属性必须考量。     

论道德法律化的负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转型期社会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等现象的存在 ,以及道德约束力趋弱的问题 ,“道德法律化”或“道德规范法规化”的问题逐渐凸显为一个我国伦理学界 (包括法学界 )普遍重视并探讨的课题。从目前学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认识及道德法律化的阐述来看 ,道德法律化的含义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 ,道德法律化是伦理制度化的主要内容 ,一般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制度 ,尤其是法律制度 ,目的是以制度这种硬约束手段 ,规范并提高人们的道德行为水平 ;从狭义上说…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构建——以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作为人类历史上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与法律的断裂和错位,从而使“道德失范”成了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现象。因此,道德的构建必须以当代法律为参照,实现传统道德观的转型,并且使道德和法律保持内在的和谐统一。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思辨

文章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切入,对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进行思辨,需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我国合理的治国方略。     

试析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之利弊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两者既相互渗透,又有差异。道德法律化是古代乃至当今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且不断引起纷争的问题。对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本质、利弊的分析,可为完善当今法制建设提供依据。     

“道德法律化”的人性论基础

本文通过对"道德法律化"内涵的界定,论证了"道德法律化"不是简单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而是法律调节范围的扩大化.并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以及为德的目的、价值、动力、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时,我们会发现,在道义论的大旗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仍然隐含着功利主义思想。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一方面使道义论的道德要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践履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感性欲望被控制在道义、理性的轨道上。但是,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带有某种“欺生性”、“他律性”、“非纯洁性”的特点,成为“聪明人的远虑,”失去了道德固有的理性自觉、情感自愿的特质。     

道德三品与法律特区

道德与法律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现时代 ,道德可分三品 ,即至德、高德、平德。不同品的道德应不同地对待。“道德法律化”是必需的 ,但更须强调法律实行的问题。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马克思视野中法治与德治的地位比较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马克思旱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注意到法德并治的重要性,并且充分体现于他的许多伟大理论著作与社会实践之中。由此,我们有必要从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这一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比较与借鉴。     

加强道德与法律建设应升华为弘扬民族精神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强调“法律”,并侧重于法治,特别是法治精神。然而,理论的统一与完美,并非意味着实践中的有效和真实。不管“道德”还是“法律”,仅仅停留在它们本身是不够的。一切进步都应处于超越之中,因此须将其先升华为一种精神,进而铸就优良的民族精神。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启蒙运动早期洛克对道德的奠基:谋划和证成

启蒙运动自始就有为道德价值重新奠基的抱负,洛克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一是肯认自然法作为道德价值的根基,认为自然法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从而可以绝对、普遍地约束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感觉和理解力虽然薄弱,但是可以认识到它.二是通过美德把自然法与功利或幸福关联起来,认为只有遵循自然法才能带来真正的功利或幸福.功利不是道德的基础,而是道德的结果.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洛克的道德思想中实质基础是功利,并认为他是享乐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