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关于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定证据开示制度.本文就我国刑事证据开示的立法缺失及其负面影响作粗浅探讨,认为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必要,并就如何建立提出几点建议,以助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和有益于刑事诉讼实践.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发展方向的思考

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法律规定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充分的阅卷权,这表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探析

刑事证据展示也称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庭审前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由过去的职权纠问式向控辩式方向转变,与之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已显滞后。本文对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探讨。     

从律师的辩护职能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控制辩制的特点。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和现实的许多制约,造成了“控”“辩”职能的失衡,有碍司法公正。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量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本文以律师辩护职能为切入点,提出应当建立双向的、全面的、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引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我见

刑事证据开示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适用。中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虽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机制,但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没有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引进,因而我国整体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引进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务之急。     

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引进了对抗制的庭审机制,但是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证据开示的一般法理以及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置进行探讨,力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浅议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促进和解 ,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正在进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开示制度也倍受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设置的目的、证据开示的范围及限制、方法 ,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的弊端分析 ,探讨如何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证据开示制度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证据保全制度则付之阙如。证据保全制度的建构顺应了我国建立有限传闻证据规则的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由证据保全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法院应当成为决定和实施证据保全程序的唯一主体。我国应当从申请主体、申请条件和方式、管辖法院、对申请的处理、证据保全的方法、被保全证据的使用以及法律救济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思考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它在许多国家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一些规定也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但由于立法上、司法实践上存在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障碍,使得这一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了一种摆设。因而,在我国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必须建立证人等出庭的制度,限制书面言词证据的使用,进一步加强庭审方式的改革,强化庭审的功能。从剖析我国贯彻这一原则的障碍入手,提出了在我国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设想。     

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之探讨

累犯处遇是刑事政策上一直探讨的重要课题。美国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出台引发学者们的争议,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修正草案"中"特别累犯"规定,也推动着人们对累犯处遇制度的思考。通过对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理性分析,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值得推敲。在对我国累犯处遇制度进行检视后,应对累犯处遇制度进行合理的调整。     

我国海洋犯罪体系的构建——一种“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

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实施和海洋经济贸易的发展,海洋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而目前,我国有关海洋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相对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国缺乏合理的海洋犯罪体系,不利于对海洋犯罪进行有效规制,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海洋犯罪体系。鉴于海洋犯罪的对象和其侵害法益的特殊性,以“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构建我国的海洋犯罪体系存在着合理性,具体言之,对接国际条约中的海洋犯罪,整合新增以“海上”为场域的犯罪,建立刑法单独章节打击以“海里”为对象的犯罪,以此惩处海洋犯罪活动,保护海洋环境资源,使我国充分履行作为海洋大国的国际责任。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展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制度,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阐述了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并对该制度在适用案件、展示的时间、主体和展示的主持者和地点、适用的范围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构想。     

刍议"客观的处罚条件"之借鉴

客观的处罚条件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现实存在,它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虽与危害结果具有亲缘性,但二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将其引入到我国刑法理论中并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而且具有以下几点意义:能够说明某些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能够说明犯罪的基本特征;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刑法理论.     

律师伪证罪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挑战

刑法第306条作为专门针对律师在刑事诉讼执业活动中妨害证据行为的特别条款,给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导致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价值利益体系的失衡。因此,我们应修改刑法第306条,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进一步扩大律师的执业权利,加强律师同司法人员对话的可操作性,完善律师执业的制度保障,消除对律师的歧视规定,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中正常活动不受干预。同时,加强律师自身的执业自律和风险防范方面的规范和意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