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权利:董仲舒释经方法论要--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下)

董氏释经方法论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的。深察名号多用“形训”、“声训”、“义训”的训诂学方法加以阐释,其目的是以“天意”为依托,发挥以“名号”褒贬政治的权威性；推究辞指则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见其指,不任其辞”,追求“辞”外之“指”为特色为关键,它构成了董氏经学阐释学的基本特点,即将《公羊传》形下的归纳作为他形上演绎的前提,层层推演,最后得出一个言外之“指”。从而完成了由《春秋》之义到《公羊》之义再到董氏之义的嬗变,并在方法论上与道家的“得意忘言”说有相通之处。     

一部文体并茂的地方文献——读《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向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而著称于世。就史籍体裁而言,品类繁多,《四库全书》把它分为十五类,其中以编年体的发明为最早。《史记·三代世表》引《五帝系牒》,《大宛传赞》引《禹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引《春秋历谱牒》都是按年世而记注的古史。左丘明《春秋左氏传》是编年史体,杜预说它“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刘知几说,“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缺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又定“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亦杜预说)。后人或以为“圣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或美其“好奇而葩”,并非过誉之词。继左氏而作的编年史有后汉秘书监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语义分析简述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是晋代一部篇帙规模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经文注释书,它上承两汉传注(包括章句)之学,下启唐宋义疏之科,标志着中国注释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研究《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分析,也就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在晋代的发展。这对于建设中国古代语法学、中国注释学以及丰富中国训诂学内容都有直接关系、现实意义。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在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燕·辽东·古朝鲜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一个侯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讨灭商纣王以后,封召公于北燕.燕国建都于蓟,即今北京市.燕国起初是比较弱小的,它“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由于燕国处于这种特殊地位,它就比较重视向东北发展.许多考古资料证明,燕国的势力一开始就向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并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这一辽阔领域延展.1955年辽宁凌源县马厂沟的农民在耕地时得一青铜器“匽侯盂”,其铭文日:“匽医(侯)乍(作)(?)盂.”燕,在西周春秋金文上都作“匽”,战国金文则作“郾”.“(?)”即“锛”字,同“(?)”,读ben,蒸饭的意思.“盂”就是一种蒸饭的器具.顾颉刚先生在《三监的结局》(见《文史》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评价说:“这器虽小,这铭虽短,而它的历史意义却长.”陈梦家在《西周铜器     

孔、孟、荀义利思想的承接与流变

孔、孟、荀三者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义利观总的倾向大体相同 ,但在承接发展中也有变化 ,特别是对“义”的阐发上 ,三者间有明显的区别 ,孔子强调的是“仁礼而义” ,孟子提倡发挥“善端之义” ,荀子则要求人们“隆礼贵义”。本文即从“义”入手 ,剖析孔、孟、荀三者义利观的发展变化。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