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发展还是被俘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抉择

我国传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表明,基于产业核心技术和全球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是左右相关产业是自主发展还是被俘获的关键力量。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同时,构建开放和完善的创新体系,取得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内生性突破,掌握产业主导设计的控制权,进而构建基于本土市场资源优势与产业主导设计的整合能力,形成市场、技术与文化三者有机融合的独特优势,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发展。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

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特定时代国际秩序的“投影”.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转移,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与财富流动呈现出高端产业的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后发国家受到更为显著的冲击,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捍卫国家利益.     

中国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动态变迁——基于价值链循环视角的实证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以研发人员、研发经费等核心生产要素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配置效率为逻辑原点,构建基于价值链循环视角的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运用DEA模型对其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水平低、波动小、上升缓慢等发展特征,综合效率低于0.35;价值链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品牌建设等环节核心竞争力低于0.4,并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东部强、中西部弱”等结构特征;区域间、产业间、环节间核心竞争力差异显著;“市场换技术”的逆向发展方式阻碍高技术产业在价值链上合作或独立构建内循环体系。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关于伊犁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考

2023年以来,新疆提出“八大产业”集群,伊犁州也结合实际提出“8+1+1”产业集群,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放在了重要位置。以深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为借鉴,结合伊犁州实际,提出伊犁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统一规划、打造产业集群集聚区、打造飞地园区、引进新型研发机构、建立促进体系以及建立中亚五国开放机制等六个方面。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企业升级的含义、制约因素与财政支持策略

产业升级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的空间,而产业升级的基础是企业升级.企业升级的内涵非常丰富,表现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价值链升级、企业形态升级和管理升级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企业的升级面临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包括创新动机、资源条件、升级成本和价值链锁定等等.企业升级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而且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外部经济性,需要政府部门从税费优惠和政府采购等多方面进行财政支持.     

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提出“战略产业”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战略产业以国家为主导,主导权是在国家手里的。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跨国公司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静态的比较利益论、依靠外资技术输出论、以市场换技术论等一系列观点有害于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     

重构产业价值链，提升天津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产业竞争力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人们通常所重视的如资本实力、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等因素。以产业价值链为核心的新的竞争体系,越来越成为决定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由于计划经济下的传统产业价值链已经被打破,新兴产业价值链尚未形成,全面重构产业价值链成为天津市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目前,天津市企业应该从通过建立与国际企业的联盟关系进入国际供应链体系和发展以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两个方面重构产业价值链。     

环境约束下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路径分析——以江西为例

构建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为约束条件的工业结构优化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工业发展路径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合理的行业发展方向划分标准,按照划分标准将江西工业行业划分为重点发展、鼓励发展、控制发展和限制发展四大类。研究表明:目前江西省工业结构存在较大优化空间,应重点发展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等在内的六个行业,鼓励发展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等在内的九个行业,控制发展行业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在内的六个行业,限制发展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在内的七个行业。对此,提出加大研发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以及加快推进环保产业化政策等建议。     

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调整路径研究

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产业组织优化需要从多个维度理解。除了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优化以外,还应该包括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空间结构优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产业组织优化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开放条件下,国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以及产业国际转移使产业组织的调整优化具有了新的特点,即要以全球价值链作为载体。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形成并嵌入了俘获型全球价值链。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对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实现超越,进而形成由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中的RJVs国际合作探讨

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占据高端的重要地位,在世界制造业的分工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必须重视和依靠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跨国公司合作研发创新,通过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控制,进而获取高额利润,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许多企业由于研发资源短缺,很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中国在构思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发展的战略中,应该积极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设立研发机构,与中国企业联合组建企业研究联合组织(RJVs).本文针对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中的RJVs国际合作问题,提出构建企业自主创新RJVs国际合作的新概念,运用期权理论探讨RJVs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发展的战略.     

新常态下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新常态下两岸经济要进一步融合发展,必须改变单纯以资源要素互补为基础的发展动力,逐步转向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促进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等其他动力上来。具体路径包括:从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为主转向以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为主的合作,从资源要素互补式合作转向创新发展互助式合作,从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合作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合作,由传统产业合作迈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     

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中国如何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来自欧盟、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在国际会计标准领域,欧盟通过借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一民间国际组织成功改变了长期受制于美国的尴尬局面;而美国则企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实现"回归亚太"、维护其经济霸权的战略目标。积极地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在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方面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这些国家实施"借鸡生蛋"策略、以国际组织为媒介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是中国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在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中取得主动乃至主导权的有效途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功能定位、风险及应对

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产业链供应链的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且传统单一外向型的产业链供应链遇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更好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核心要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功能需从基础支撑、动力源泉、国际竞争态势以及产业基础与发展目标等多维度予以定位。但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存在着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断链风险多、外迁压力大、自主可控能力弱、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以及产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未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要系统治理以及综合施策,要采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富有弹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优化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锻长板与补短板并重、实施资源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及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举措。     

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公司治理分析研究

从组织的视角对产业价值链的生成机理、组织特性及其治理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和研究。认为,产业价值链已逐渐发展成为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价值链上各企业拥有的资源不同,对其增值的贡献就不同。权力的分布取决于资源的分布,产业价值链上权力分布非对称。拥有核心资源的企业掌握产业价值链上的主要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各企业拥有资源的变化会导致权利结构的改变。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供应链发展路径研究

加快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供应链高效率发展,事关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事关沿线国家的民生福祉,事关“一带一路”命运体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供应链在面临许多新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如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巨大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绿色食品质量有待提高、供应链的基础支撑不够、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过高、“链主”企业发展滞后、与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存在差距等。应从供应链模式重构入手,突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促进政策沟通、维护贸易畅通、加强海关合作等保障重点;夯实供应链发展基础,包括推进流通市场和农业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鼓励有效投资、构建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等;完善发展合作机制,构建合作平台积极利用多边合作机制,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