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自死习俗:尧舜禹禅让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从尧舜禅让中的舜囚尧,以及典籍中的类比性描述,对《尚书》中年龄数字的剖析,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商末周初,随着观念和习俗的演变,老人生命的终结,逐渐由自死的形式过渡到自然死亡的形式,该习俗已经在国家层面不复存在,并分别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中国“老人自死习俗”相关历史记忆重释

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老人自死习俗"的各种形式,但已失去了解释性。一些老人自死习俗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始终被置于道德批判的视角下,另一些经过象征性仪式与文化解释的改变而得以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延续下来;在民间历史中则不同程度保留着有关习俗与解释性传说;无论在古代文献还是民间叙事中,这些事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性早已被割裂、打碎,甚至遗忘;借助经典人类学理论,针对文献记载和现实遗存,理清其演变的规律,还原其共同的文化本质,建立起内在的统一的解释,可导致对历史文献和现实认知两个层面的民族记忆的重新认识和改写。     

“老人自死习俗”口传文本的历史嬗变

基于对自死窑的田野调查和传承人的采访,结合历史文献和经典民俗学理论的研究表明,老人脱皮神话、食老传说、老人自死传说三种文本具有本土文化的根源性,其内涵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承继性。老人自死传说中,猫鼠相斗的核心情节及其反映的民族冲突具有历史线索和民族情感的依据,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本土民间文学创造的产物。来自印度佛经的"弃老"故事与受其影响形成的文本,与本土产生的口传文本处于共存状态,但成型较晚的老人自死传说逐渐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     

郧县汉水两岸“自死窑”之谜

近几年来,笔者在郧县青曲镇的汉水沿岸各村工作时,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考察了几十个古代遗留下来的人造葬丧文化遗址——"自死窑"。因该镇有巷子口、油坊沟、孙家湾、郑家河、杨家沟、店子河、后房、王家山、弥陀寺、安沟10个村在汉水北岸,几乎每个村的汉水岸边及其对面的辽瓦、安城两乡的汉水岸都有"自死窑"存在。可以说,这一带汉水两岸只要有崖壁存在的地方,就有"自死窑"存在。与"自死窑"有关的是一个在这一带老少一词、妇孺皆知、世代相传的故事: 远古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老了就失去了价值,一到60岁,儿孙就把老人送到"自死窑"里,堵上窑口,只留一个小洞送饭3天,然后封死洞口、让老人自死在洞里。     

“月老”考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月老"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掌管男女婚姻的"幽吏"。"月老"称谓自宋代形成后,逐渐得到民间的广泛接受和普遍信仰;在此过程中,"月老"的民俗形象具有了宗教性和世俗性二元特征。"月老"故事的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与其开放式的预言结构和缘由命定的观念密切相关,而"月下老人"、婚姻簿、红线等则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野蛮"弃老"俗的见证——武当山寄死窑

通过对湖北省武当山周边村落的寄死窑的考察,及对有关寄死窑理论解释的叙述,作者指出弃老习俗并非只出现在中国,还出现在世界许多民族中;寄死窑现象并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悖,相反,它说明中华民族的孝道是从野蛮习俗中逐渐发展过来的。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侗族“行歌坐月”习俗的人类学浅析——基于一个南侗村落“阳烂”的田野考察

"行歌坐月"作为侗族一项重要的婚恋习俗,学界并不缺乏关注。目前,就该习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进行民族志第一手材料的广泛收集和描述上,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本文选择一个侗族传统文化保存相对较好的民族村落"阳烂"开展田野调查,立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侗族"行歌坐月"习俗活动进行的半径与其"婚姻圈"的大小是重合的,此外,还分析了该习俗与侗族传统婚姻制度文化之间的联系、变迁中的"行歌坐月"习俗等。     

土族法拉“发神”的宗教人类学解读

本文在参阅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宗教人类学理论对土族民间信仰中法拉＂发神＂民俗现象进行了解读,并与土族＂拉哇＂、＂什典增＂和南方的＂扶箕＂活动进行了比较。     

在生存与再生之间──论灵魂信仰与丧葬文化

本文通过“丧葬源于灵魂与灵魂不死”、“灵魂观念伴存丧葬习俗”、“厚葬是人类对来生看好的表现”和“薄葬：智者的选择”等四个方面．有机地论述了原始信仰中的灵魂与灵魂不死观念在丧葬习俗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厚葬久丧只是原始人信仰中的期待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是给人们走出重丧而伤生的误区．自觉实行厚养薄葬短丧,重视现世生活质量而不是将大量的金钱化费在无意义的厚葬上,提供理论思维依据。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

"学者电影"不是某种影片类型,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是强调学者主体论(作者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它抵制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上的泛学术化倾向,同时鼓励学者为学术表达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像作者写作一样建构影像志民族志作品。"学者电影"也有构建独有的叙事流派影响社会生活的企图心,也可以说,"学者电影"是人类学影片"作者论"的代名词。     

古典进化论与“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终结

作为摩尔根古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组织标志说"对19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人类学材料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涌现对"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提出严峻挑战,使得这一学说在事实上已经处于终结状态。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角度看,"地域组织标志说"之所以未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与古典进化论的"文化平行说""单线进化说"以及简单化的"比较研究法"直接相关。有些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地域组织标志说"已经终结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进化论在解释人类历史方面的价值,并且未能在古典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     

重阳节“登高”习俗漫谈

重阳节"登高"习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传统民俗核质是祛邪避灾.当代重阳节"登高"习俗的民俗内涵取实践、实用之义.至于"登高"的传统民俗意义在不同的民俗受众那里或强或弱地彰显出来,但是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基础的尼采

本文以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两个哲学命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对解构主义与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证明解构主义理论中对于作者权威的解构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基本观点皆可自尼采对理性以及宗教的解构中找到根据。因此,可以说,尼采是现代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     

尚巫·重道·敬神·事鬼——湖北民俗信仰多元性论析

信仰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文化现象,它表现为对客观事物的崇敬、信奉。民俗信仰是民间世代传承变异而来的,受到人们普遍信奉的习俗惯例。民俗信仰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既有共通性,又有地域性,属于精神民俗范畴。湖北地域环境、历史传统、居民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民俗信仰上的地方特色。     

高校思政课与大学生“理论自信”培育

"理论自信",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信仰追求,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能否在青年时期树立坚定的"理论自信",是其能否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宣传、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培育大学生"理论自信"方面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主导思维上,要实现价值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人本思维上,要促进道德教育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在立体思维上,要遵循信仰教育与国家建设的融合。     

传统民俗的语言特色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殊风异俗,丰富多彩.这些风俗的内容繁杂广泛,综合各家的学说,大致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属于物质系统的传统民俗,如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习俗,在生产交易方面的有关习俗等;二是属于行为系统的,如有关岁时节令方面的风俗,家族和亲族方面的习俗,文学艺术方面的习俗等;三是属于观念系统的风俗习惯,如信仰方面的习俗,与宗教有关的节日活动及其它各种前兆迷信、梦兆迷信等.无论是物质系统的传统民俗,还是行为系统、观念系统的风俗习惯,自(至)始至终都渗透着一定的语言过程.传统民俗的语言从传统民俗的活动过程中抽象提炼而成,具有自己     

民俗研究与作家创作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它既包括民众中传承的物质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也包括民众中传承的社会生活文化,如家族、亲族结构,婚丧礼仪习俗;同时,还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传承的各种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等诸多内容。就空间范围而论,民俗常常带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而从时间的延续来看,民俗又表现出一种历史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