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索绪尔未完成的革命——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索绪尔的重要贡献是首次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然而,索绪尔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乃是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因此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是不彻底的.索绪尔留给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词源"语源观基础,建立崭新的语源观,从根本上确立起彻底的"符号价值系统"观.     

黎锦熙"句本位"中的句法生长发生观及其发掘

黎锦熙提出的"句子由最简单的到极繁复的形式,仿佛像一种有机物底生长",是一种崭新的句法生长发生观,它否定了"词源"语源观预设和句法组合发生观预设,与"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根本对立,与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一致,并对汉语研究的难题有很强的解释力.     

“例如”是动词还是介词

词类是词的语法特征方面的分类,划分词类与词的归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汉语中划分词类的标准应该是词的语法功能中的组合能力,意义不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同类词的概括意义或意义类别”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属于逻辑范畴,不是语法意义,不能成为划分词类的依据     

词类划分问题再认识

建立一个合理可行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词的归类问题不可回避。本文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观点出发，将语言纳入一个动态系统来考察，试图对词类划分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文中拟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分析词的分布率，并涉及到语感、概率与词类划分的关系     

《马氏文通》的词类观

笔者分析《马氏文通》的词类观,说明《马氏文通》中各词类的内涵,重点分析了其词类划分的标准。我们认为,汉语语法学史上认为《马氏文通》词类划分标准是意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必然结果是词无定类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汉语语法学史上从来没有单凭意义来划分词类的,《马氏文通》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是词的语法功能;"字无定义"中的"义"是由上下文凸现的义位;一个多义词可因义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词性,分属不同的词类。这种科学性是《马氏文通》的词类体系经百年批判而不倒的真正原因。     

关于建立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思考

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相比较，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至今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未能对先秦若干有代表性的典籍中的语料作穷尽性考察、充分细致的描写、严格的频率统计以及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分析，而是以今律古，凭现代汉语的语感去分析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致使前辈语言学家所未能解决的包括词类的划分、词的兼类、词类活用等研究在内的词类问题，至今仍未能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更谈不上撑起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大格局，这就是上述的“相对落后状态”的集中表现。     

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反思

研究实践表明,汉语词类划分存在词无定类或类无定职以及循环论证的问题。汉语词类问题源于西方语言学,印欧语言的词类是一种有形态制约的句法手段,汉语没有这样的形式手段。汉语词类是一种“赤裸裸”的意义类,由于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有比较稳定的关联,句法功能可以作为意义同类的验证手段。目前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方便,这只是一个权宜方案。由于词类是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汉语词类研究应该着力探寻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转向直接研究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问题。     

“词类活用”问题之我见

本文认为：“词类活用”说的提出是研究者在语法观念上以外律中，以今律古的结果，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活用”说要想建立，必须从理论上规定“本用”、“活用”、“兼类”的区分标准，但这些标准根本就无法建立，使用“词类活用”说进行教学实际上也是姑妄言之，应当通过对汉语语法的每一个子系统进行多角度的微观考察，对其族系生成的过程进行合理的排序，树立起历史的观点，彻底抛弃“词类活用”说，排除它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带来的烦扰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试论词类“活用”与“兼类”的界定问题

近年来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大多比较注意对“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的比较和鉴别。关于“活用”与“兼类”区别的标准,各种教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词类活用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临时性,即它只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取得了另一类词的语法功能而被用作另一类词;词的兼类,则是某个词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因语言习惯而取得了不止一类词的语法功能,换言之,词的兼类具有约定俗成的稳定性。     

从词类范畴化理论看“副词＋名词”结构

不少学者对汉语中所谓的“副词＋名词”结构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无一质疑该结构中心词的词类判断。对刘正光等人提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汉语词类的判断不能依赖于直觉或语义，而应在使用大型汉语语料库的基础上，依据词的语法功能来确定；词类范畴化是动态的过程，包括去范畴化和再范畴化，再范畴化是去范畴化的最终结果；对于“副词＋名词”结构中发生的词类去范畴化，语法转喻是其内在运作机制。     

汉语词类问题反思

汉语词类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不一致,划分不彻底,有时很难对某个具体的词进行归类;二是语素、词、短语界限不清,界定标准操作性不强;三是对词语的语法特征认识不深刻,观点还没有统一起来,语法特征与词类的关系定位模糊不清。词类要走出现状,划分标准应该一致,词类的划界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语法特征尽可能解释整个词类。     

试论范晓的语法观

范晓对语法理论、词类区分、汉语动词、短语、句子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语法观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有不少创造性的观点,在中国语法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词类活用”说之再认识

“词类活用”说是古代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理论,倡导者是陈承泽。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中的常见现象,它不同于词的兼类;使动用法固然可以用使成式词语解释,但也不能因之否定它的存在。分析词类活用现象应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不可偏执一端     

论围绕“语言”与“言语”观的外语教学

语言与言语长期以来成为语言学派和语言教学流派的关注点和争论点,语言观或言语观决定了外语教学的走向,推动了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发展。探讨各语言学流派的语言与言语教学观点,用以说明语言教学中语言与言语的相互关系,揭示外语教学沿革历程,以此讨论来促进我们形成正确的教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外语教学。     

胡裕树“功能分类说”探源

对现代汉语的词进行分类,语言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以意义为标准,二是以形态为标准,三是以功能为标准。胡裕树先生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功能分类。功能分类在他所主编的《现代汉语》中,都有明确的论述。他说:“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结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棍据是词的语法功能。”探究胡裕树先生的功能分类说,可使我们从中认识区分词类,在历史上是经过一个曲折发展过程的,还可认识区分词类,语言学者是经     

从词类范畴化理论看“副词＋名词”结构

不少学者对汉语中所谓的"副词 名词"结构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无一质疑该结构中心词的词类判断.对刘正光等人提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汉语词类的判断不能依赖于直觉或语义,而应在使用大型汉语语料库的基础上,依据词的语法功能来确定;词类范畴化是动态的过程,包括去范畴化和再范畴化,再范畴化是去范畴化的最终结果;对于"副词 名词"结构中发生的词类去范畴化,语法转喻是其内在运作机制.     

略论现代汉语教材的词类问题

文章讨论了现代汉语教材词类的两个问题。一是词的基本类别问题。现行教材在词类划分的第一个层次上处理为实词与虚词，这忽略了组合能力和句法能力的主次关系。组合能力是词类划分的首要标准，词类以此分为组合词与非组合词两大基本类别，实词与虚词是组合词的下位分类。二是词类描写问题。目前教材存在术语使用随意化、语法性质描写片面化的现象，宜用“柔性”描写代替“硬性”描窍。     

朱光潜翻译观中的语言学思想体现

朱光潜的翻译观中有其语言学思想的存在和体现,二者有着平行一致的密切联系。遵循“语言言意观”,即语言与情感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而推崇“信”的翻译标准和“字从文顺的直译”翻译方法。持有“语言发展观”,即语言具有渐变性、持续性,因而在讨论诗不可译、译文适度欧化、要避免一词多义的误译等时,他提出要注意语言的演变和其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