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19-1932年德国远东政策特点及成因

一战以后 ,德国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性政策 ,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 ,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德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 ,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 ,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同情、理解和支持自己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德国远东政策的上述特点反映了战后德国地位下降 ,日本在远东崛起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它对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远东政策走向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对安理会扩大的立场分析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安理会改革中，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安理会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安理会扩大，中国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对于积极“争常”的四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中国主要是根据双边关系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中国不支持日本“入常”；对巴西、德国“入常”持消极态度；对印度“入常”持灵活立场。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对于四国“入常”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可能会随着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改变。     

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

过去,国内许多中国现代史专著、教科书,在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对华政策时,几乎都这样写道:德国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实恰恰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德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的需要,采取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政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此时,既与日本结盟,又与中国友好的德国,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于7月20日指示各驻外使节:“由于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以及我们的反共政策,我们极为关心事态的进展,迫切希望事件早日和平解决。”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又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反响。它们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美日两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迅速发展的国家,为了拓宽商品市场、输出资本、掠夺原料,不断向亚太地区扩张,而中国东北则是美日争夺的焦点。日本在其大陆政策里,把中国东北视为生命线,并把它作为南进和防御苏联的基地。日本这种对华政策,与美国标榜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发生严重冲突。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却采取了绥靖政策。本文试图简略地分析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主要原因。     

华盛顿会议前夕英国对日本和中国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英国局部调整了对日本和中国的政策,主要表现在英日同盟问题上,决定扩大同盟范围;在远东海军军备竞赛问题上,采取“一强标准”但遏制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问题上,同意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行各国共管中国。英国政策的局部调整表面看侧重于遏制日本,但没有改变英、日在华的相对强权地位,英国寻求的仅仅是保持中日之间的均势,英国推行均势政策的目的是从绝对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文章认为，日本请求调停与德国接受调停，都有其各自的动机和利益所在。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反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调停及其失败，使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德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远东政策中的亲日倾向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中立”、“平衡”政策,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明显亲日。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愈浓,终致1938年后撕去“中立”外衣,抛弃中国,与日本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将人类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论罗斯福的印度支那政策(1941—1945年)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欧洲形势急剧变化。陷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独占中国进而谋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公开宣布其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建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地处战略要冲和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南进计划中占有重要地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远东政策亲日倾向刍议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鉴于战后德国地位下降、远东出现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采取"中立"、"平衡"政策,企图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同时,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支持自己,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亲日色彩愈加浓厚,1938年后完全撕去"中立"外衣,与日本结成同盟,将人类拖入二战的深渊.     

论1923～1929年德国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东方政策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总战略中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基于复兴德国的种种现实需要，施特雷泽曼始终未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对苏合作关系。在１９２６年《德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施氏对苏外交表现得“缺乏热情”、“小心谨慎”，其东方政策明显地反映了辅佐德国对西方外交的一面。而后阶段的施氏对苏外交则显得较积极果断。东方政策作为施氏整个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突出反映了其外交的现实性和独立性，对战败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也极为有效地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以及有利于“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平”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战略的内在动因

与二战后日本、德国在国际社会全面限制与强大压力下形成的外源被动式和平崛起战略不同,中国和平崛起新战略渊源于中国文明的和平本质,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身份的再定义,是典型的内生主动式战略,这决定了中国必将走出一条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德美、德法关系探析

美国是联邦德国重要的盟国,法国是德国邻国,但二战后美法两国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如何平衡德美、德法关系成为联邦德国政府的重要关注点.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前后三位总理阿登纳、艾哈德和基辛格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调整德美、德法关系,试图寻找平衡点,致使这一时期德美、德法关系出现摇摆.     

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后党组织地位的法律思考

国有企业的改制不能建立在使党组织失去对公司政治领导的基础之上 ,恰恰相反 ,从公司的目的和地位来说 ,由于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公司目的与中国共产党在微观经济目标上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公司中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公司的目的和价值 ,破除对公司目的中的“单纯经济观点” ,并通过选择适当的模式———德国模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 ,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为进一步推动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力量。在军事上，中国积极配合盟军作战，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战略；在外交上，蒋介石出访印度和宋美龄出访美国，加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盟国内部的合作。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它赢得了大国地位，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增强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我国犯罪构成的逻辑问题及出罪机制探析

近来主张重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转而全面移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移植论"者认为,我国犯罪构成存在逻辑问题及缺乏出罪机制。我国耦合的犯罪构成理论,四个要件之间逻辑关系紧密,符合人们认识犯罪的一般规律;四要件既是积极的入罪要件,也是消极的出罪要件,具有出罪机制。"移植论"者对该问题的批判缺乏务实性和科学性。     

北约新战略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欧洲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原苏联东欧地区因剧变而引发了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等。北约因传统对手的消失面临解散的危险,而欧盟独立处事的能力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为了继续利用北约维护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借口稳定欧洲,极力倡导北约新战略。法、德、英等欧洲主要国家以“欧洲事务的欧洲化”为口号试图推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推动独立防务力量的发展。美国与法、德、英之间因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提出了关于欧洲安全结构的不同设想。美国、北约因不可逆转的欧洲化趋势,无可奈何地支持欧盟发展欧洲特性,建立欧洲支柱。欧盟因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接受在北约的框架内实施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历史地位的巨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欧洲工业发展的重心从英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成了欧洲大工业的诞生地及代表.二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英、法向德国位移,德国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三是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导致了欧洲格局的改变,群雄纷争的多极格局为英、德争霸格局所取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纳粹屠犹与西德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希特勒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悲惨事件,使纳粹之后的西德（联邦德国）与幸存犹太人的代表以色列围绕着“索赔与赎罪”演绎了一段特殊的两国关系。西德在《卢森堡条约》的框架下对以色列边进行物质赔偿边进行秘密武器交易,而后西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以色列建交。西德奉行的道义外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与国家利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但从客观上讲,它有利于战后德国反省纳粹暴行、恢复民族经济和尊严的,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     

德法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欧洲联合

德法两国间从中世纪开始的频繁战争 ,给两国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 ,从近代以来 ,人们开始探索通过欧洲联合的途径化解法德之间的仇怨。 2 0世纪 5 0年代上半期 ,德法两国终于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走向和解。德法和解是推动欧洲联合的主要因素。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则是德法两国取得和解的惟一可选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