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论农村人口流动视域下的农民政治权力保障

近些年来,大量农民以非户籍迁移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这种大规模的非户籍迁移性质的人口流动给留在农村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政治权力行使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给农民政治权力行使造成的挑战,进而提出农民政治权力保障应遵循的实效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和渐进性原则,最后从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调整、农民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和外出务工农民在务工地政治权力的保障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政治权力的保障问题。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重点从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这两方面,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查,之后更多的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且,近几年来逐步拓展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迁移与回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的非农就业问题;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影响;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分析。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障碍及其对策 ——以农村女性平等就业权保障为视角

受父权制、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就业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外出务工较农村男性以及城镇女性面临更多的障碍,其合法权益更易被剥夺,遭遇就业歧视的情形更为普遍,性权利被剥夺或被侵犯的可能性更大,婚姻解体和家庭离散的风险更高.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的创新,破解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提升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就业竞争力,不仅是农村女性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需要,还是农村婚姻家庭、社会稳定的需要和制度正义的要求.     

安徽省流动人口的现状分析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不论是对流出地还是流入地而言,都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变化。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其中安徽省流动人口达1 697.49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4。现阶段安徽省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单向集中向多向集中转变,由个体劳动者外出务工转向核心家庭整体流动,流动人口稳定性增强,新生代80、90后流动人口成为社会主力军,人口流动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依据河南省调查数据,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辨识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类型,剖析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空间演化特征、空间进入特征及空间流动特征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可划分为成熟型、趋稳型、摇摆型、动荡型和断续型五种类型;省外成为外出务工首选地,省内就业集中在省会城市与家乡城市;外出务工初始年份与初始年龄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与生命周期特征;外出务工工种渐趋稳定且日益多元化;外出务工初始途径决策的个体自发性明显大于集体引导性;外出务工多属家庭成员个体行为,且存在较强的"乡土情结"。总体而言,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形成有序转移意识,但仍属于以"稳定"为标志的自发性"一次有序转移"的初级阶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向以"匹配"为标志的导向性"二次有序转移"的高级阶段演进。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和女性流动人口的逐步增加,农村女性流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新模式——家庭式迁移。积极探索和研究农村女性人口家庭式迁移这一新模式,对了解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现状、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陕北农村女性人口迁移的动因及影响

2000年以来,陕北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离开家乡成为迁移人口.他们或随丈夫外出打工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或为了孩子上学而离开农村成为迁移人口,或通过升学或婚嫁而获得迁移.本文通过对陕北的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村近年来女性迁移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农村女性人口的迁移对提高女性自身的就业能力和社会地位,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以...     

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婚姻迁移状况的描述,发现同中小城镇或农村社区相比,大城市的婚姻迁移状况有着自身的显著特征:婚姻迁移并非农村女性进入该类大城市的跳板,更多的婚姻迁移者来自城镇。而婚姻迁移人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教育程度和收入上不仅超过其他迁移人口,也高于广州市整体水平,而且在职业获得和工作单位方面优势明显。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及其原因。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态,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不安全生活事件、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这种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聚类研究

在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运用聚类统计方法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共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呈现差异显著的五种类别,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呈现多样性,因此提出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农村女性非农化职业流动中的结构性差异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农村女性从传统农业向其它产业转移的非农化流动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由于农村女性所拥有的个体社会资本具有质和量的双重差异,从而导致她们在非农职业体系中的结构性差异。本文认为,由于中西部外出务工型农村女性在非农职业体系中的地位最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     

洞塘坝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不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在湖北恩施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洞塘坝村的调研资料,就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促进了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促使了家庭性别关系走向平等。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9省调查的发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农民工流动原因探析及对流出地的影响——对坪坝营村农民工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报告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国农民工的流动虽具有其特殊性,但对于实现城市化,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经济生活水平是有益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和动机复杂,但以经济利益为根本驱动力的大量农民工的流动,无论对流出地还是流入地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