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际气候正义的思考——兼与史军先生商榷

代际气候正义概念是气候伦理命题证成的关键。在论证代际气候正义的时候,史军先生选择的是强调历史责任的历史主义研究进路,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历史责任很可能受到祖先过去的“可原谅的无知”的限制,采用的是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把国家当作研究的基本单位,却没有看到个人、组织以及国际制度和法律的影响。而且,强调发达国家的当代人为祖先的排放行为负责很可能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只有以勘定责任承担的时间分割点为基础,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进路,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尊重平等的价值。     

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

从气候伦理上看，代内正义是解决代际正义的前提。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中，不断强调代际气候正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当代人抛开历史责任共同减少排放。这隐藏着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分配正义的核心价值都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气候变化产生的利益与损失存在着不平等分配。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是否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补偿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伦理道德问题。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责任转型与软法回归：《哥本哈根协议》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

国际社会正依托《哥本哈根协议》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进程,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仍将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并向“区别而又共同责任”的目标转型。《协议》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认同了“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明确了“区别责任”的要旨,随着《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国际社会将认同《协议》表现出来的“软法”特性,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

仅仅重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而忽视个人的伦理责任,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失败的原因之一。由于每个人都在增加全球性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有不伤害他人的义务,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不超过其公平安全排放份额。无论身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有高排放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其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之内。     

SP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A dialogue among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problem field,thematic dimension and value content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考,都必然是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哲学思考。中、西、马哲学对话强调对如何达成现代人类之深刻的“公共性文化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共识问题的深切关注,其对话主题以为当代人类提供新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为旨归：即以生态公共性和生态正义观念为核心,提倡“共生”的价值理念;奉行正义公共性,提倡对话、“合作”、“共享”的价值理念;奉行主体交往理性,提倡“共在”的价值理念。     

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当代环境伦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陷入了某种发展困境 ,对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无能为力。与此同时 ,由于环境保护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引起的“环境不公”问题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日益突出 ,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不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得到广泛响应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和“环境正义”的一些重要思想 ,既对当代环境伦理理论及其指导的西方主流环境保护实践提出了挑战 ,也为当代环境伦理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环境问题的崭新视角。“环境正义”所代表的从现实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的倾向 ,正是当代环境伦理谋求自身发展的趋势。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全球气候合作的理念转换

全球气候合作自开始以来一直被斗争思维、博弈思维所主导,利益之争、话语之争先于气候合作,成为思维定势和策略。“和”思维取代“争”思维是全球气候合作顺利进行的必须。在“和”思维的主导下,全球气候合作的伦理基础必须更加强调“共同责任”而非“区别责任”。“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将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全球气候合作更具说服力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光辉文献--初学十六大报告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 ,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 ,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十六大报告是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光辉文献。它提出了全新的执政理念 ,按“三个代表”要求建设执政党 ;概括了丰富的执政经验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执政目标 ;选择了科学的执政方式 ,“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适应时代潮流 ,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强调了在强大的压力面前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等。十六大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制度的伦理评价标准

制度问题处于成败攸关之时,公民需要考虑的是,作为制度主体的政府、政党会理智地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赋予真理或公义的变革或者延续的合理理由。这个理由具备的基本要求是一种适合公共理性的观念,是一种含有以公正标准、生产力标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以及符合“制度伦理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价值标准。     

现代性悖论的消解与社会技术的创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技术哲学思考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这正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现代价值

本文分析论述了我国唐代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并结合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阐明了社会发展之本在于“势”，而非“意”，展示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对于后来者的启迪     

人是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的纽带

“经济人”指的是以追求私人最大经济利益为惟一目的，并按经济原则活动的主体。美国学者庞德指出：“人的本性或本能有两类，其一可称作扩张性的或自我主张的本能，另一种可以称作社会本能。”“社会控制的任务以及我们称之为法的那种高度专门化形式的社会控制的任务，就在于控制这种为了满足个人欲望的个人扩张性自我主张的趋向。”这表明，人的本性的缺陷导致需要通过立法、     

群众史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解决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使得“两型社会”建设有了深厚的人文依据和理论支撑。以群众史观为指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必将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江苏应对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法律问题研究

气候变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领域进行落实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地方应对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立法是系统地、综合地、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可行路径。在应对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耦合立法中,应对气候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体现为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强调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可视其为生态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地方立法,是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集合体,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合理制度创新。江苏应对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立法的初步制度设计应包括:建立产业分类制度,明确相关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构建透明的产业决策制度,设计合理的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制定可操作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激励与法律责任制度,确立法律间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