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与人工智能时代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和机械宇宙论的生存土壤中,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三个时期,形成了以理性选择、最大化决策为主要特征的完善的理论框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经济人"的认知、选择、决策和互动都有了新的发展趋向,使得"经济人"假设呈现出新主体、新选择集、新要素禀赋及新决策模式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将为"经济人"假设的新发展带来机遇.     

"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既对立又统一,这里就"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以及产生矛盾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资源稀缺却又被过度利用,以及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政府的有限理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协调统一关系,提出了完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经济人"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提出了实现"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生态人"的统一等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措施.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的公民参与问题，可以找到诸如“搭便车”、决策者的压力等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和价值约束作为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上）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下）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理性经济人”假设：演进与批判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其基本内涵包含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层含义。在理论假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理性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无论如何批判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既对立又统一,这里就"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以及产生矛盾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资源稀缺却又被过度利用,以及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政府的有限理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协调统一关系,提出了完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经济人"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提出了实现"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生态人"的统一等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措施.     

"理性人"假设的发展及其方法论意义——仅以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为例

"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它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拓展偏好指向、明晰约束条件、确立实现方式、探究心理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其蕴涵的方法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的现实性、"理性人"假设发展的具体方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动态发展的广义经济人假设"的构建--兼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基石的变迁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和"理性"都具有不可检验性和非现实性,因而"经济人假设"历来是经济学界一个永久的争论话题.提出用"动态发展的广义经济人假设"来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并依然沿用"自利"和"理性"两内核,只不过引入"广义自利"和"广义理性"的概念,而且强调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广义自利人"和"广义理性人",这一新的视角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心理契约：提升公共危机管理效能的支点

进入21世纪各种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一个个痛苦的案例促使人们积极探索公共危机管理及其有效性问题。文章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心理契约移植到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提出了危机心理契约的理论假设,阐明了危机心理契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功能表现,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提出了促进民众危机心理契约满足、避免危机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以提升政府危机管理效能的途径与方法。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政府人是公共人而非经济人

将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人”的假设运用于政府人行为分析存在着许多谬误。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人定位于“公仆”角色实质上是正确的,但不够准确,更准确的定位是“公共人”。政府人作为公共人,他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行使公共权力,依靠公共给养,接受公共监督。要成为政府人,就意味着要成为这样的人,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常人角色。     

公共行政:"经济人"假设的适应性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用"经济人"假设对公共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现象做出"科学"解释成为一种时尚.它不仅是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思潮,而且对于70年代后期以来的行政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许多行政改革的模型,都是根据这些理论做出的设计.但是,"经济人"假设以及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不过是近代以来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极端化发展.结果,它使近代经典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丧失了,虽然它在理论上实现了建立统一范式的目标,但在实践上却潜藏着以人的自私自利性征服公共领域的危险.     

经济人假设：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与主张

经济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政府机构都是追逐私利、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动物。这种假设的结果是政治冷漠、公权腐败、市场失范。共和主义反对经济人假设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公地灾难问题。共和主义主张超越经济人,发展责任型政府。在政治人假设的基础上,共和主义主张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偏好,社会合作协商。共和主义区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类型,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相互配合,积极促进公共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公共经济论与国家分配论的比较及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确立 ,“公共经济论”这个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下诞生的理论越来越为我国的财政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 ,取代了长期在我国财政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本文将公共经济论与国家分配论作一个系统的比较与分析 ,从而得出笔者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经济的几点思考。     

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可以用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方面。在政治生活中 ,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 ,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 ,其行为的成本函数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收益函数则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等。理性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容易导致政府预算的最大化、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等弊端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