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

北京阜外三里河回族公墓是明清时期北京回族最大的墓地,建有清真寺(永寿寺).该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其文献依据是立于寺中的明代碑刻--<重修清真寺碑记>.本文首先梳理了该碑文著录情况,并对碑文作了校勘,然后将碑文内容与明代官私文献结合,对碑文涉及的重要人物李寿、金良辅、石三畏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订.     

北京三里河明刻《重修清真寺碑记》初探——略论明代宦官群体中的伊斯兰教徒

北京三里河清真寺的《重修清真寺碑记》,刻于明代天启年间,据碑文载,三里河清真寺的主要创建人是明万历年间的大太监李寿;天启年间重加修整并镌刻碑碣的,是另一位大太监金良辅。本文以碑文所提供的历史信息为主线,对明代宦官群体中的穆斯林成分及其活动有所考述,试图从一个侧面对明代伊斯兰教的发展作必要的探寻。     

贯市李及贯市清真寺考略

北京昌平西贯市村回族李姓,明初自南京迁居于此,贯市清真寺建寺已510年。本文考述了贯市李姓的来源以及西贯市清真寺的沿革,并详细记述了清真寺见证的两件大事:清末“慈禧西狩”与1989年外宾来访。     

明太祖“御制至圣百字赞”异文现象初探

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是与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有关且流传较广的重要文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著录的版本有8种。由于传世方式多样,形成时代、存放地点、抄录者等不同,各版本间存在诸多异文现象。多数异文无歧义,但部分异文歧义较大。对此类异文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文献内容的正确理解。笔者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百字赞文献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版本系统,即洪武八年(1375年)武昌起义街清真寺碑文系统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南京净觉寺碑文系统。净觉寺碑文传世最广,影响最大。但笔者认为,起义碑碑文系统当更接近百字赞原貌,净觉寺碑碑文系统当是对起义碑碑文的改写。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

文章以明清时期清真寺内的历代修寺碑刻、牛街《冈志》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清以来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清真寺的位置和数量变化,并透过清真寺的修建,了解明清两代北京回民聚居区域的空间变化和历史变迁过程。     

明嘉靖二十二年“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研究

中国伊斯兰文献一向苦于偏少、简略和失真，致使许多历史事实无法澄清，许多重要学术问题不能展开。尤其是明代前期广大西北地区的伊斯兰传播、演进情况，至今由于缺乏有力的文献佐证，而只能依靠口稗传说等建立在间接推论之上。本文试就甘肃天水后街清真寺藏“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作一粗浅研究，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体系拾遗补缺。     

滇南大营村马廷辅两通乾隆碑记考证

滇南大营村回族名人辈出,马廷辅即其一。文章中记述了马廷辅撰写的《"昭垂千古"建寺碑》和《本村门役碑序》2篇碑文,介绍了碑况和碑记的主要内容,对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马廷辅四五十岁中举、是伊玛目和马明阳的女婿等看法提出了异议。     

漫话清真寺

漫话清真寺王培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总是“围寺而居”。也就是说，凡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不论城镇，还是农村，总是有清真寺矗立其间。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象征，是穆斯林聚居区的标志，是穆斯林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场所。清真寺，阿拉伯原文名为“麦斯吉德”，意为“...     

明代福州米荣《重建清真寺记》研究——福建伊斯兰教与回族史专题之一

福建是中国回回民族的萌生地之一,存留下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元明两朝福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增加,以伊斯兰教为依托,回回民族的民族自觉也明显强化,通过清真寺修建等活动,反映出福建回族族群意识的提升,也显现出宗教观的某些变化,特别表现在"回而兼儒"的主动融会上,可以说开了明清之际回回学人"以儒解回"的先河。米荣所撰写的福州《重建清真寺记》是福建回族石刻的珍品,其内容在这些方面的价值尤显突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碑文内容的疏解为主线,延展到对米荣及其家族,以及碑文所涉及的众多明代福建回回人物及作者宗教观的研探上,试图以福建回族史为侧面,对整个明代回族史的认识有所加深。     

试论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及其流变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近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既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元典性和中国气派,也显示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课程设置、教育目的、道德修养、为人师表等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印痕.这一鲜明的历史特征,进一步展现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

中国的经堂教育自16世纪中叶在陕西形成以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清同治年间,随着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河州成了中国经堂教育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经堂教育在河州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变化;8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突破,使河州的经堂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材选用上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这两次改革,是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大飞跃,而这两次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河州著名经师“井口四师傅”和他的弟子两代人的手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河州地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对未来中国的经堂教育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The Woking Mosque Muslims: British Isla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s and social character of the group of British Muslims, centred round the Woking Mosque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t argues that this group had fou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formed its own cultural community, rather than joining a pre-existing ethnic community. Second, it espoused an orthodox but modernistic Islam, influenced by—while not sharing the distinctive doctrines of—the Lahore Ahmadiyya. Third, it faced a leadership problem. Other than Khwaja Kamal-ud-Din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group's early days, and who w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Lahore Ahmadiyya, but had been given a specific brief not to spread their distinctive doctrines), the group was in many ways thrown upon its own resources. Here, Marmaduke Pickthall—subsequently the author of 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Quran—played a major role. But while he had good colloquial and subsequently classical Arabic, his knowledge of Islam was largely self-taught. A final problem here was po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group attracted some converts—including Lord Headley—who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standing, but whose knowledge of Islam was limited.     

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

本文首先概述了广州的历史和广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接着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广州以及广州伊斯兰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最后对广州伊斯兰教三大著名名胜古迹怀圣寺、光塔、宛葛思墓等的始建年代、历史沿革、建筑成就和文物价值等进行了论述.     

从“都人南迁”到“出于回部”：明清山东青州回回历史记忆的变迁

本文以明清山东青州回回历史记忆的变迁为个案,讨论了其祖先移民历史记忆从明代＂都人南迁＂的故事到清代强调祖先＂出于回部＂的变化。笔者认为,明代＂都人南迁＂的表述更为靠近元明鼎革之际回回人的真实生活境遇,而＂出于回部＂的表述则受到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历史事件的影响。＂出于回部＂的表述说明青州汉人和回回人对回、汉族属的识别在清中...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

本文以亦剌思、阿都儿火者等人为例,探讨明朝对入附的撒马儿罕回回的安置及这些入附人员在明政府中的作用。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有十多批,明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北京、甘州等地。这些入附的回回人大体上享有与故元归附人员同等的待遇。他们与西域其他各地入附的回回人一道成为明代回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