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试论《马氏文通》中的“读”

《马氏文通》对“读”的解释最为含混，其作者马建忠究竟想用这个术语表达什么概念，研究者们说法不一。本文对《马氏文通》中各种类型的“读”进行认真的爬梳，通过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马氏文通》中的“读”是比附英文语法的从句“创造”出的汉语语法中的“畸形儿”，它结构形式不一，或以句子，或以词组，甚至以词的形式出现。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逖矣!西土之人”释义辨析

“逖矣!西土之人”，出自《尚书·牧誓》。是周武王伐纣誓师词中的一个祈使句子。其中，“西土之人”，究竟指谁，篓句话又该如何理解？目前学界的解释大同小异，但是却总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本文意在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雅”与“俗”的完美平衡——浅析格雷厄姆·格林的《神秘的第三者》

作为一位出色的“讲故事”大师，英国当代小说家格面厄姆·格林的作品多采用将侦探小说、惊悚小说的通俗元素与严肃题材相融合的文本策略，这种创作手法与后现代小说的创作理念相契合，表达了格林对战争中社会、道德价值的关怀以及对人性本质的反思。本文通过解析其“消遣小说”《神秘的第三者》中的侦探小说技巧的使用及侦探故事背后蕴含的严肃题材，探讨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创作技巧如何做到“雅”与“俗”的完美平衡。     

3K党旧事

作家祠南·道尔在《福尔摩斯》里就曾描述过3K党在美国的嚣张行径，但站在“美国南方”的角度写小说的玛格丽特·米歇尔，却在其名作《飘》里，把3K党塑造成另一类形象，真实的3K党是什么样子呢？     

“丰碑”自古不是碑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坚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     

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革命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移,也是共产党选择以＂面＂打＂点＂战略的开始。为了贯彻以＂面＂打＂点＂这一战略,共产党在各苏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并围绕着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开展其他战争准备工作,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山水诗与"物色"论

形成于东晋的山水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专门对山水诗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如"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以少总多"和"江山之助"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当时山水诗创作的总结和概括,而且它还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山水诗创作。并且,后来的批评家们在刘勰"物色"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意境"说。     

试论中国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及其当代价值——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的“治世”时期。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古代“治世”时期实行的经济措施,主要有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开垦,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厉行节约等等。认真分析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对于现今我国农业的发展乃至新农村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促进农村产业的多样化;在坚持土地承包制的同时,运用多方力量,完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应加快面向农村的各项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总结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经验,即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技术进步水平、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是影响第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及劳动力的相对比重的重要因素。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即进行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农村结构和农产品的结构调整,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税及土地制度等问题。     

论后“拿来主义”时代的文化交流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能否引进到文化全球化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全球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文化交流,我们原来有"拿来主义",时下又有人提出"送去主义",这些原则是否适应当今的时代及社会的需要,我们对此应该予以明晰,在选择当今的文化交流原则时必须和时代的要求相符.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与新使命

“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历史作用的科学定位,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依据。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坚强领导、良好环境和人才保障,化解了各种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

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各界开办了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以"教育救济"的方式,向失学民众提供文化教育。这些教育救济活动为失学民众开辟了一条接受知识的新途径,在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国民经济动员“EBGU”发展模式理论简评

＂EBGU＂发展模式理论是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模式研究的创新成果,该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母子堡＂到＂纳入式＂,再到＂EBGU＂的三个过程,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原创性与实践性,是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景观。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