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本文通过对长沙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中遭受多重排斥,即: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显著相关性。笔者认为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作者以农民工流动为切入点,描述了农民工流动的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应该为制度性资本“拾漏补缺”,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因此,对于现阶段农民工流动要更多补充制度性因素来支持。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一个资本分析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流动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的流动方式.然而,城市教育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排斥,使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剥夺.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先天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绝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处于贫乏状态,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教育环境和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边缘化的危机.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困境,就必须做到:(1)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由"边缘化"到"城市化"的根本性转换,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2)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3)提升农民工家庭的资本含量,缩小其与城市之间的鸿沟.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分化与相关社会公助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分化,从单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转为了双向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打工还是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农民工本身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有效扶助的社会公助.根据农民工群体分化的不同层次,在其自助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助,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可以降低中国城市化的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根本保证,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即根据自己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注、自身社会资本等实际情况的认识或判断,采取最为可能达到行动目的的维权方式.劳动关系中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政府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应当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