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广域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以东京“首都圈”发展为例

跨区域治理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探讨日本广域行政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中心,研究首都圈的广域行政机制建设以及日本现行法律规定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东京都与周边地方政府间的法定关系、政策过程中的不同分工等方面,能够为我国如何破解跨区域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提供重要的借鉴。     

论水污染防治行政合作理念及其模式构建

传统水污染防治模式倡导单一的政府治理,忽视了公众社会其他主体的力量和作用,已不适应当今环境治理的发展需求,应构建水污染防治的新型治理理念,即行政合作理念,并构建水污染防治行政合作模式,以体现水行政的正义追求,提高水行政效率。     

权力运行视角下中国高校管理的困境与突破

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内部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的科学配置和规范运行则是高校管理制度现代化变革的核心要义和内在之需。厘清并探析高校各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运行特点,将为各主体实现权力相对分轨又各担其责的顺畅运行奠定基础。当前,高校管理中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突出表现为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民主管理虚化。为此,亟需设定权力边界,实现权力结构的科学配置:增进务实合作,促进权力运行的合力共融;加强民主管理,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府际管理理论与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政府合作问题研究

通过政府间合作治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国家战略。作为国家首个省际边界跨省级合作治理试验区的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目前在政府间合作中尚存在法律约束程度较低、缺乏有效的政府合作协调机构以及完善合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体系等困境。尝试引入府际管理的基本理论,提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政府合作的新思路,构建一个包含制度(创造区域政府合作的良好环境)、组织(构建区域网络合作治理体系)、协调(建立区域民主协商谈判体系)和奖惩(推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区域间政府合作模式。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纵向治理结构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三类基本行政主体,在纵向治理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中央政府在缺乏经济激励的背景下倾向于通过政治施压,形成以人事控制为依托,以会议动员、考核评比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激励模式;地方政府在自主性、碎片化权威和能力约束等因素影响下,形成选择性政策执行模式;职能部门在部门利益和政绩压力驱动下,形成借上级压力实现权力扩张的行为模式。公共服务纵向治理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具有足够的内在激励去扭曲政策目标,使得选择性执行成为基层政府的优势策略,导致公共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中国府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向

府际关系,亦称政府间关系,既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也指国家间各级政府之间的交往合作关系。府际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府际关系以纵向关系和条块关系为主导,横向关系并不显著,但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的府际关系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特征:一方面是府际关系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迫切的调整与变革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府际关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下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但总体而言,其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块块相隔、条块交错的联系形式仍是府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央—地方间的纵向府际关系仍然是府际关系的主体,以层层节制为特征的单向权力运行模式在府际关系的实践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一体化全面推进和跨域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中国传统的府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因而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压力。为适应这一客观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府际关系必然会呈现出纵向府际关系法治化、横向府际关系制度化、府际关系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推进府际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政府及其官员应该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论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核心行动者”逻辑

经济性特区作为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导引功能。近年来,经济性特区治理困境因经济转型而日益显现。要化解治理困境,必须实现治理体制的相适转型,从而动态地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然而,不少经济性特区的治理体制未能实现上述要求,内在表现为体制变革的失序,外在表现为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回归或滞后演进,这使经济性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阶段性体制效能难以发挥。在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的探讨中,应突破传统"结构研究模式"的思维局限,树立基于"核心行动者"逻辑的研究思维。鉴于地方政府作为纵向权力运行的"中间版块"已日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里的核心行动者一般指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行政官员。在经济性特区治理场域中,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易陷入三重"锁定"之中,并易受制于四种制度效应,从而引致行为惯性的生成,这是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内在成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区域合作问题探析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从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是市场力和行政力的交织和制衡中逐步推进的过程,政府行为主导的行政特征,却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引发地方保护问题,导致区域经济合作受阻。为适应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从低级向高级转化的需要,必须在区域合作中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充分尊重、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约束行政权力 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一部标志着行政权力公开运行迈入法制化轨道的地方政府规章——《辽宁省行政权力公开运行规定》,于2012年6月1日开始实施。今后在辽宁,哪些行政权力需要公开、怎样公开,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法"的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强力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全力打造公开、透明、高效、廉洁     

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机构行政运行实证分析——以甘肃省Z县民政局为例

县级政府机构是县级政府职能实施的主要载体,直接影响着县级政府职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县级政府机构在决策、执行、监督等行政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事权多元、权责分离,甚至权力滥用等多种问题。本文通过对甘肃省Z县民政局行政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对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县级政府机构权力直接来源于县级党委政府,县级党委政府在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权力的分配严格掌控着县级政府机构。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论市场经济下行政权力的运用与监督

行政权力作为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但行政权力如何运用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一种对利益集团有益的特殊资源。我们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监督与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都不能无限地使用权力,必须从制度设计目标、投入产出比较等方面找出行政权力的边界。行政权力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理想的要求是更好地保障社会总体利益。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行政发包制

本文试图论证行政发包制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价值和意义。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既有别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有别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在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上呈现相互配合和内在一致的特征,适合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提出行政发包制,有助于重新解释许多有关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和现象,同时也可以揭示一系列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的政府现象和问题。本文还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从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关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问题探究

行政主体义务对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及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公共利益的维护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实践中,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主导下,行政主体的义务与权力配置失衡、义务设定总量不足、义务设置流于形式、设置模式单一等问题日益凸显.结果表明,行政主体义务设定往往被虚化、淡化,使得行政主体义务变得扑朔迷离,而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则过度膨胀.只有采取义务先定、权力后置,建立开放发展的义务体系,义务与责任切实对接,并建立以法定模式为主,意定模式为辅的多元化的义务设定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主体义务设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