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鄂东地区的钱监

湖北东部铜、铁等金属矿藏丰富,在两宋铸币业的发展中,这一地区出现过一些重要的钱监。北宋和南宋时期鄂东钱监的类型和地住不同,其中铜钱监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虽有明显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小;而南宋时期鄂东地区集中了当时四川以外的多数铁钱监,铁钱铸造量巨大,在南宋货币及矿冶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这一地区的铸币业在两宋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在各矿冶区中也很罕见。     

两宋时期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经济与货币

两宋的数百年间．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内部的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技术与物产、商业贸易、货币流通、民族关系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是第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     

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

两宋时期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 ,灾害频繁并且严重。自然环境恶化的因素很多 ,但人为因素对宋代自然环境的影响尤为显著。表现在四个方面 :毁林开荒 ,围湖造田 ,军队屯垦 ,大兴土木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隋唐两宋时期合州赤水县治考

隋唐两宋时期,合州赤水县治在唐武德元年和北宋熙宁七年曾发生两次迁移：第一次赤水县治于唐武德元年东移两里,影响不大;第二次,赤水县于北宋熙宁四年废而熙宁七年复置时,县治往北迁移至龙多山南五里之地。由于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地理志（方志）对赤水县治位置的记载甚为模糊混乱,故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梳理和考察。     

两宋时期气候变化与异常气象对战争的影响

天时与战争历来有着紧密的耦合关系。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各民族之间剑拔弩张、战争擢发难数,而两宋时期的气候条件正处于由温暖期至寒冷期,再到温暖期的循环变化过程中,期间还包含着大量变幻莫测的季节气候变化和异常气象条件。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之自然背景,对两宋时期的战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

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势力与国家治理

两宋时期,因中央王朝国力弱小,不能对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各种民族势力于是乘机做大,形成对一定地域范围具有控制能力的政治团体。同时,鉴于北方边患频繁,赵宋统治者抱定“北有大乱,不暇远略”的方针,对乌江流域地区主要采取驻军置堡、灵活羁縻等惯用性治理传统,外加适时招徕、以夷制夷等阴柔性治理策略。大宋朝廷通过这些治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削弱了乌江流域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消解了当地的民族势力,而且深化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和维系了边疆一统的政治格局。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两宋书学研究文献述略

对书法艺术展开大规模研究是在唐代,但取得令后人引颈成就却在两宋。在经历了历史的湮没与战火毁圮之后,两宋致力于书迹的搜集印行,其难度之大更映衬了两宋书帖不可估量之价值。并且,在搜罗印行的同时,两宋学者形成了一大批书学研究著作,或倾力于书艺,或偏重于典籍,或用心于评点,在书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豪放词风的影响

北宋豪放词粗豪劲健、慷慨激越之审美风貌,正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时代文学产物,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对于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本文欲从三方面探讨宋夏战争与北宋豪放词风之间的关系：宋夏战争对北宋文士精神的激发;宋夏战争与北宋豪放词风的初步形成;宋夏战争与北宋豪放词风的进一步深化。     

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

梁季侯景之乱,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利资源走上历史前台,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显性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削平宗室的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导致了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标志着江左二百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此后建立的陈朝,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实质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侍中、散骑诸官的礼遇与权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侍中、散骑等官是这一时期复杂加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加者享有佩戴貂蝉珥珰等标志性饰物与侍从皇帝左右的礼制待遇;皇帝也常常借用侍中、散骑之服来代替王公的衮冕之服.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与决策、进而影响朝政,是加侍中、散骑官者所享有的最为切要的政治权益.加官侍中、散骑还是这一时期官员官资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南北朝后期阶官化的浪潮之中,侍中、散骑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散阶化,其作为加官所享有的诸多切实的礼遇与权益是一个原因.     

两宋之际程门后学与洛学的复振

两宋之际,洛学在王学、佛学等的夹击下苟延残喘,甚至一度处在消亡的境遇。然幸赖程门后学积极卫道,他们在经学上整理二程著作、在判教上排佛辟佛、在政治上积极参政影响学统等,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使洛学摆脱厄运,得以薪火相传,成为南宋中期以后的显学,并作为强势话语主导南宋学术界。本文以此为考察对象,展现两宋之际程门后学在复振洛学上的努力与贡献。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