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大巧若拙”的美学分析

“大巧若拙”是老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命题,这一命题着重凸显“巧”和“拙”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一种古朴、天真、自然而然之美。本文试图通过对“巧”与“大巧”、“大巧”与“拙”的概念进行深入辨析,进一步揭示“大巧若拙”的美学内涵。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论文采兼及意境

文采是汉文学中不可估量的美学价值之所在。文采到底为何物 ?刘勰提出过“饰容”说与“熔裁”说 ,“熔裁”说确为的论 ,但“饰容”说就不那么恰当了。刘熙载的评论中 ,将“文”与“文采”合二为一 ,这也是概念的混淆。“文质相称”中的“文”与“质”是一个对偶范畴 ,但“文”不等于“文采” ,那种“讲究文采曰文 ,不讲究文彩曰质 ;内容高于形式 ;故‘质’胜于‘文’”的认识是错误的。文章之美实来自于“思想 +灵感 +文采” ,文采是居于文、质关系之上的。文采与意境关系密切 ,二者互为表里 ,互为揽系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论“空白”艺术价值的实现

<正> “空白”在艺术创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历来为艺术家所重视。书法艺术讲究空间布白之美,所谓“计白当黑,奇趣乃出”,从而产生“字外之奇”的艺术效果。绘画艺术崇尚“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于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戏曲艺术重“虚拟”(虚拟性的动作、道具和布景),追求“遗貌取神”的艺术效果。文学艺术推崇“无言之美”,尤其是诗歌,讲究“象外之象”“言外之意”。……所谓“空白”,是指艺     

理解荷尔德林:告别启蒙、哲学与“民族”

当法国大革命把启蒙的理性演变为暴力与血腥时,荷尔德林对理性的思考也日臻成熟.他不再崇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抽象的自由、人性等理念,而致力于通过艺术(诗歌)来实现的审美教育；他告别充满了概念辨析与圆滑世故的“哲学研究”,转向本真的诗性创造；他从希腊文化中寻觅完整的人性,以歌咏人性之神圣的祖国赞歌,实现对民族秉性的重塑与时代精神的超越.     

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而其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言筒意丰,见解深刻。如:抨击齐梁绮艳遗风,纠“四杰”矫枉过正之偏,坚持以复古为革新,崇尚“魏晋风骨”传统,倡导“风雅”“兴寄”,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等,多为诗人的真知灼见,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故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历代文人爱情诗词曲三百首》简介

李元洛选评的《历代文人爱情诗词曲三百首》一书，于2012年7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按照人间情爱的诸多方面与大体流程，分为“恋情”、“欢情”、“离情”、“怨情”、“哀情”五个部分，有如爱情的五重奏。每部分就文体而言，包括诗、词、曲三种诗歌样式，且作者均以时代先后为序。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如同风光景点标示的说明文字，游人读后自可进入景区之内寻幽探胜。译文崇尚整齐典雅，像古典诗歌文本一样具有音乐美感，读者自可密咏长吟而作古今之一观照。点评文字既力求中国古典诗论审美印象批评的长处，讲究欣赏者的艺术感受与审美表达的文采，又适当征引中国乃至外国作家与诗人相关的警言妙语，吸纳现代文学批评的某些长处。总之，作为古典诗话词话的近邻与远亲．它们是古今中外一炉而炼的可赏可读的小品文。而非缺乏个性的千篇一律的大套话。     

尽善尽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诗歌翻译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四大挑战,分别为：“隐”之琢磨不透;“玄”之表意不清;“想”之不合逻辑;“巧”之难以比拟。鉴于此,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把握四大原则：“感受音形美”;“揣摩立意美”;“体会境界美”;“重现综合美”。把“尽善尽美”作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出发点,译者主体性实现的归宿点,以“综合美”的实现,来平衡诸“美”间的冲突,有助于译诗者主体性的有效发挥。     

司空图“味外之旨”的意义指向与文化蕴涵

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所涉及的不是诗歌意境的特点,不是读者再创造的问题,不是反常合道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从唐代的整体文化背景和诗歌理论发展的脉络出发,从司空图生平和思想的实际出发,从“味外之旨”诞生的具体语境出发来分析,“味外之旨”中的“旨”就是道,“味外之旨”也就是味外之道。它体现了司空图融道入味,结合滋味说与明道说的艺术追求。     

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与走向

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与走向许总一就诗歌审美建构而言，至开天时代，以声律风骨兼备、情景交融、清新自然为主要标志的理想美已臻极致，表现为古典诗歌艺术进程顺向发展与诗人审美心理常态体验的高峰状态，文学史上所谓的“盛唐之盛”（《唐诗品汇》）的表述以及“...     

杜诗切姓用典试论

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     

早期敦煌艺术的浪漫精神

李泽厚把中国艺术的精神分为“先秦理性精神”和“楚汉浪漫主义”。在敦煌的石窟中，汉文化的艺术精神首先与佛教艺术发生共鸣的就是浪漫主义。早期敦煌艺术以“拙”的朴质、“游”的自在、“逸”的超然构成了其审关品格的三个方面，并把中国艺术的浪漫精神推向巅峰。     

论王小妮的诗歌

“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最常用句式,也是理解王小妮诗歌的一把钥匙。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王小妮的诗歌:主体“我”(即诗人)的个性特征和与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诗歌文本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其核心是对诗人所理解的生命本质的呈现,即诗人之所“见”;主体认识和感悟世界的“看”的直观方式以及“处低”的智慧。     

“踏歌”臆解

唐代是我国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尤以诗为大国。唐诗艺术之精姑不论,仅其内容之浩翰,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为后人洞悉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取之无竭的源泉。诗歌是艺术,它与音乐、舞蹈、戏曲从一诞生起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研究唐代的戏曲,也就不能不特别地留意唐诗了。 本文仅就李白《赠汪伦》中之“踏歌”,略申其与歌舞、戏曲之缘,以就正于方家。 《赠汪伦》写于天宝十四年乙未(755)。时李白五十五岁,诗曰: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诗晓畅明白,故历来注本诠释其意者甚少。关于“踏歌”,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作了说明:     

“三外”说——司空图的诗鉴赏心理学

论者多从诗学和美学方面去研究司空图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诗品》,其中又以诗歌风格论作为重点,这是合理的。但是,司空图又是一个诗歌艺术心理学家,他的《诗品》及一些文章,都有丰富的艺术心理学思想。畅广元近有专门研究司空图的艺术心理学思想的著作问世,是对司空图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但我以为,司空图的诗鉴赏心理学也很值得注意。在诗的鉴赏心理问题上,司空图提出了“三外”说,即“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先说“象外之象”。司空图在《与极浦谈诗书》中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黄庭坚诗歌的章法、句法和字法

<正> 众所周知,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是以杜甫为效法的榜样的。尽管人们对他的“宗杜”有不同看法,但他在对杜甫诗歌的学习中,孜孜进行艺术方面的探求,对宋诗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诗歌讲求“章法”、“句法”、“字法”。在这方面,他有理论阐述,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章法方面,他认为“文章必谨布置”,在句法上,他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以后诗歌,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在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