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牡丹程式探析

程式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现象,它存在于口头诗歌特别是口头传统叙事诗中。它主要是指民间口头诗歌作品中重复出现、频密度很高的语言现象,是民间歌手即兴创作的功能要素。依据“口头程式理论”,我们从程式角度对“花儿”进行划分,旨在将“花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与口头程式理论有机结合,从而,开拓“花儿”研究的新领域。     

口传史诗的口承性特征——对瓦尔特·翁提出的口传思维和表述特征的诠释与思考

参考与借鉴古典学、人类学、口头诗学等多学科的成就,以不同的历史-族群经验为支撑,瓦尔特·翁归纳出口传思维与表述的基本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的思维与表述中并非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因此,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与蒙古史诗《琶杰格斯尔传》为个案,反思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特别是在口传史诗研究中的阐释力与不足。     

论冉皮勒与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史诗之程式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冉皮勒演唱的史诗《江格尔》和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的程式之异同，以阐述蒙古史诗口传文本中歌手是如何用传统的叙事单元构建史诗诗行的内部法则及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歌手创编史诗文本的特色与语言技巧，进而管窥蒙古史诗传承与发展中歌手做出的贡献，史诗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     

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口传史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传不息的化现象,中国在史诗的记录和出版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诗研究也正在进入由资料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就是基于民族史诗传统,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对民族史诗《江格尔》（歌手冉皮勒）演唱的“程式句法”研究的成果。     

蒙古史诗研究的理论启示

文章分别阐述了观察母题理论对蒙古史诗研究历程的影响与口头程式理论对欧洲史诗研究历程的影响，强调了加强蒙古史诗接受层领域研究的必要性。     

程式理论及元杂剧的程式化特征

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民间讲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蒙古史诗的程式化特征也存在于元杂剧中,具体表现在作品结构、角色设置、表演规范和故事情节、人物上场诗、情景描绘、民俗文化的表现、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元杂剧形成程式化的特征是与讲唱艺术的影响、民族审美传统的改变、技艺的传承、表演的客观条件及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演员表演的相互模仿等有关。元杂剧和其它讲唱艺术一样,都有程式化的共同特征。     

《海华沙之歌》的程式*

米尔曼·帕里研究荷马史诗的一大成果是提出了“程式”这一概念，他据此认为荷马史诗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的创作中主动借鉴欧洲史诗的口头传统与格律，匠心独具地使用印第安术语，将这三者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系列程式，既革新了英语诗歌语言，又赋予了英语诗歌浓郁的印第安色彩，使《海华沙之歌》获得了迥异于英式诗歌的独特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美国性。朗费罗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本土文化元素完美嫁接，践行了他提出的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主张，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以仪式化的出场为起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的“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使说唱叙事具有情绪传导和情感动员的意义指向。说唱仪式的空间构建与听觉符号的程式化复诵以及情感动员的共同作用，形成观念与情感的象征意象和“沉浸”行为的交互空间。聚焦于中国三大史诗，从仪式、程式和情感三个方面论述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情境创设、结构表征和意识生成，以此来揭开史诗传唱的编码方式。     

《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及意义

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是《格斯尔》史诗文本历程中的新近的说唱文本,也是当今世界上韵体史诗中内容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文本之最。她的问世不仅成为研究说唱文本的典范,也能充分阐释歌手创编技巧的有力之作。在当代语境中,史诗《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内容的增量、创编的法则、高度程式化的语言和内容形式的互文性都成为史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圣主格斯尔可汗》既是新的文本也是史诗传统文本。对该文本意义的论述,必将大力推进《格斯尔》史诗传统的各项研究。     

口头诗学视阈下的彝诗声律传统

＂口头诗学＂立足于民间口头文学的＂程式化＂演述,将声韵视为口头文本研究的基点。彝族口头文学的声教传统注重声韵在口头和书面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彝诗韵文的声韵规律主要体现在＂声＂与＂音＂的意义关联上,彝语传统的构词特征也是建立彝族民间口头诗歌韵律图式的语言学前     

英语学习者口语叙事作文中词汇搭配使用情况比较研究

采用SECCL中30个叙事性口头作文作为样本,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叙事作文中词汇的搭配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在词汇搭配的使用频次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且词汇搭配的使用频次与英语学习者的口语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潮州大锣鼓传承人“口传心授”的传承叙事研究

运用叙事研究方法,以潮州大锣鼓传承活动参与者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献、访谈、观察、体验等方式,获得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的叙事材料,并从一个个鲜活的叙事事件中寻找关联和规律,对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方式进行剖析和解读,进而获得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规律和传承价值的认识。     

《阿诗玛》语词程式研究

将撒尼(彝族支系)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置于诗学理论的背景下,以长诗的一些特定词句为样例,借鉴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的理论进行诗学分析,可以探究《阿诗玛》民间叙事诗的口头传承特征。     

《阿嫫妮惹》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阿嫫妮惹》是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浅析钢琴伴奏者与演唱者的合作步骤

钢琴伴奏与声乐演唱二者在表演艺术中是紧密结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人们常常用"绿叶"来比喻钢琴伴奏者,用"红花"来比喻演唱者。以此来形容钢琴伴奏对演唱者的烘托和陪衬作用。然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钢琴伴奏不再只是作为音乐背景,而是作为声乐表演艺术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声乐表演艺术也成了钢琴伴奏与演唱者融为一体的复合性艺术。音乐作品进行再创作的感染力来自两者之间最完美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因此,钢琴伴奏者与演唱者合作的默契程度决定着演出成功与否。     

相似思维与声乐艺术再创造

声乐艺术再创造是演唱者在相似思维的诱导下,把词曲作家的第一创造(书面乐谱),通过相似思维的诱导,形成相似块进行相似集中、相似激活,形成新的相似建构、相似匹配,并达到相似升华,从而在特定的听觉空间中为欣赏者建造起一座宏伟的音响殿堂.     

演唱声乐作品需注意的几个重要环节

声乐是一门听觉艺术,也是人们最能直接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为了更好的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把美的艺术效果传递给听众,就必须认真分析和处理好作品。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作,把握好作品的演唱风格,才能使歌者与听众获得强烈的共鸣。     

评价理论：在英语学习者口头叙事分析中的应用

以评价理论为框架,以英语学习者口头叙事为语料,从主体间立场的角度对英语学习者口头叙事作评价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评价人物的口头叙事中英语学习者使用最多的评价资源是态度,其他依次是介入和级差。在此基础上,指出评价资源的选择与阐释带有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性别的英语学习者在选择评价资源的种类时存在差异。进而提出,虽然学习者在口头叙事中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部分评价资源,总体看来使用情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

“吉老”是哈萨克族民间的古老史诗歌手,是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古老民间韵文长篇作品的再创作者和演唱者。“吉老”与吉尔奇、阿肯等民间说唱艺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吉老”不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承者,而且是统治者、领导者或捍卫本部落利益的勇士。“吉老”这种史诗歌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