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

电影和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是中国影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因此,中国影视的商业化环境和制作也处在一个过渡和完善的阶段.于是,影视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浮躁、生硬和幼稚的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热潮的掀起除却"红色"招牌、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一些不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在审美文化判断上出现失误,把商业化运作和英雄形象对立起来,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事实上,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关系,"红色经典"的英雄神话带有一定的商业类型特征,完全有可能把"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政治神话成功置换为商业神话.从影视商业化的规律看,商业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从来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是巧妙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     

文学经典:"筛选"与"危机"

经典的文学作品认定,依赖于经典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经典的认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中变化着.在当代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时不时被人戏仿,这意味着经典"危机"的来临,还是经典作为经典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文认为,真正的经典可以被"冒犯",但经典本身反而可能由于"冒犯"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

由于内在机缘和外在契机的双重影响,"红色经典"的改编与重拍在近年来出现热潮,但改编后的影视剧却未能重现昔日的"经典"。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和爱情戏的掺入,使其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差太远,并在商业运作的导向下,呈现出媚俗化倾向,越过了观众的接受底线,从而招致非议,这不利于影视剧自身艺术的健康发展。"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是必要的,但是在提防媚俗化商业倾向的同时,如何再次成为经典,这是其作为艺术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

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反经典之"反"通常不是激烈的颠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反经典形成对照。今天,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也使得经典与反经典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问题。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文学活动"四要素"看当前文学经典的重构

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经典得以重构是文学活动"四要素"互动的结果.就作品而言,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震撼力及独特的技法是经典重构的前提.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是导致经典重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的外部原因.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红色经典”主流价值与当下文艺创作研究——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为例

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曾影响了几代人成长,其中蕴涵的主流价值、精神实质,在革命战争年代给人以力量和勇气,在和平建设时期给人以激励和鼓舞。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和深入,中国的社会意识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红色经典被"当代化"的情况下,就必须用理性的眼光,探寻主流价值新的表现形态及其意义,以达到优秀红色文艺作品启迪和升华民众思想的作用。     

后经典时代:经典生产机制的失落与经典的失序

进入后经典文学时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丰裕化甚至"超量供给"的局面,经典式微已不可改变。而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等因素也都对传统经典生产机制提出了挑战,经典文学时代行之有效的那套经典生产机制开始失落,其对经典的绝对权威认定已经基本失效,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形成:经典生产开始更多地取决于现代经济资本而非传统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所奉行的是经济法则和市场逻辑。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文本冠以"经典"之名被生产出来,最终导致经典生产陷入处于无序状态。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文化视野中的河北“红色经典”》

该书运用文学、党史党建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首次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充沛的激情和理性分析中,彰显了河北"红色经典"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