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耕地农有”政策的形成

“耕地农有”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路线的核心。弄清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很有裨益。笔者认为,“耕地农有”的政策有一个逐步摸索、形成的过程,它形成于1931年春,最后完成于1933年5月。一进行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解放。在打碎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后,采用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形式?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     

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原因固然在于紧接着土改的合作化运动使渲染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已不合时宜,加之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对于土改中的中农政策、暴力土改、基层干部不纯以及贫雇农路线等问题,作家们不可能背离党的文件精神以文艺形式来还原这一切,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在土改题材上遇到了如何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对土改暴力认真、深刻的反省始于"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虽不再有所谓土改题材,但对暴力的文学追究,必然绕不过土改的问题."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孙犁土改小说的“聚-散结构”

孙犁小说中隐含着"聚-散结构"。其抗日小说是民族突围,核心是"聚",叙事模式是"拟家结构";土改小说是政治突围,核心是斗争,叙事模式是"聚-散结构";芸斋小说是个体救赎,核心是"散",叙事模式是碎片式结构。由聚到散,是孙犁小说呈现出来的总体叙事模式,并在土改小说中得到最生动具体的演示和说明。土改时期,人们以各种方式聚在一起,但聚的目的是"分":"阶级划分""平分浮财""斗地主分田地"。在聚散结构里,各种力量胶着、斗争,社会系统空前活跃。     

赞“新土改”

我这是第三次赞土改了。我第一次赞土改是1952年。那时,我赞的是土改让千千万万的农民从封建地主的手中夺回土地,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条例》,在全国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革命”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涉及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在各个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及相关人物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领域。研究者根据档案资料对革命前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新探讨了土地革命的合法性前提,并根据前苏联解体后的解密资料对"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研究者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土地革命重新解读,拓展了研究视野,但在原始档案资料的整合利用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并应着重这一领域的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     

山东解放区的反奸清算运动述论

本文探讨了相对和平时期(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在山东解放区进行的反奸清算运动的性质与特点。作者认为,汉奸地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代表了农村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奸清算运动打击汉奸地主,成为土地改革的全面演习。山东农民发挥历史首创精神,创造了有理合法向地主夺取土地的经验,为中共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农民群体形象与苏区土地政策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寻乌调查》等经典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对中国的农民群体(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及地主豪绅的经济状态、社会地位、政治态度进行了精准描绘和分析,为苏区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打下了扎实的群众认知基础。苏区土地革命政策有两大争议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富农。二是农民是否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两大问题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持续进行社会调查,不断调整土地政策,最终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寻找到了革命的主要力量,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十七年“土改 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

作为农村的中坚阶层,中农在相关政策层面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但在部分“土改合作化”小说中中农的合法身份却不断遭受质疑。中农身份从理论到实践的不稳定性最终反映到文学中。这折射出土地改革的最终走向,并对当下中国社会持续产生各种影响。研究中农形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对于反思“土改 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1948年前后土改中的工商业问题

194 7年 10月开始的解放区新一轮土改 ,是一场强大的社会动员 ,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土改中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的严重“左”倾错误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当年 12月开始的纠“左” ,不仅制止了继续“左”倾 ,也为强化政策观念 ,保护工商业 ,平稳接管城市 ,作了必要的思想和政治准备     

诗体变革视域中的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中国现代叙事诗艺术的成熟，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的崛起为标志。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在诗体变革上，既非一味摹仿旧形式，又非纯粹“旧瓶装新酒”，而是以崇高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大众化与审美化的互补为理想。其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严格地说它自身也在摸索——而是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也难免有其局限，正视这一点，是正确认识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需要，更是叙事诗诗体走向成熟的需要。     

叙事理论框架下新文人剧的“故事”解读

叙事理论的核心词汇是"故事"与"话语"。这在新文人剧中表现为"故事"及其"讲述"的视角,即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这两种叙事视角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新文人剧中,男性叙事由"隐含作者"掌控"话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男性"故事"的书写;女性叙事呈现在受众面前大多是有关女性的种种"故事",其表征之下却蕴含着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话语"掌控。本文将结合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新文人剧的"故事"叙事展开分析。     

指向与集中:演讲稿写作的主旨

一般说来，人们在正式场合发表演讲，总要先写好演讲稿。这是其演讲成功的先导。一些演讲者，之所以演讲不成功，首先就在于他的演讲稿没写好。在丁玲反映解放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文采。此人嗓音清亮，谈吐风生，学问渊博，挥笔成章。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后来又做过教授，到延安专门学习了一年党的方针政策后，被组织派到桑干河边一个二百多户的大村庄──暖水屯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上任后，他决定作一次演讲，以发动农民积极投入土改斗争。他花了整一个上午写演讲稿。写完后，自认为这…     

卷首语

叶舒先生主持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至今已是第三期,本期的主题是"仪式、神话与历史".他的<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论述了仪式研究的文化阐释意义,从"仪式叙事"看中国冖经的文化内涵,仪式叙事、文化认同与书写等三方面内容;荆云波<中国古代礼仪中的神话思想?认为,中国古代礼仪是发生在世俗世界的神圣叙事,在仪式的背后,陷匿着潜在的神话信仰和神话思想;唐启翠<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中华文明拧源之神话礼仪视域>以<礼记·月令>中仪式叙事为例,探讨了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思维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叙事,并使考古物语与文本文献、神话仪式叙事的对接、互证互释以提示中华文明之源的内在依据.     

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 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

自1946年以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土改的研究多停留在它对革命战争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上,而对土改的社会意义未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以山西省壶关县乐户为例,通过土地改革对乐户贱民身份的瓦解与重构、实现从贱民到农民的转变这一史实,对土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老区土改中为何发生乱打乱杀

土地改革进入复查阶段后,一些地方乃将土改工作重点由用清算方式将地主土地转入到农民手中,演变为追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群众运动本身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加之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对于群众运动发生的偏差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并且“缺乏严禁乱打乱杀的政策思想”,是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的重要原因.     

"嘴会转"与"铁算盘"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长工和地主"解读

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给予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深刻影响.地主与农民,特别是与长工、佃户之间的阶级对立,成为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在民间口头文学中,表现长工与地主抗争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文章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故事的各种异文,把这类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故事分为三个亚型,即"巧做活"亚型、"连环骗"亚型和"破难题"亚型,从叙事艺术与社会历史意义两个角度阐明了长工与地主故事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