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壁画,《观音经》变相完全从《法华经》变相中分离出来,则是在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观音题材经变是目前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观音经变,而之前出现的观音题材类经变画均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相的范围,只是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应该称为观音普门品变或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第217窟观音经变具有经变画的一般特征,中央出现了主尊说法像,且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第217窟观音经变的出现,完成了观音菩萨图像从法华经变附属向独立经变角色的转变,使敦煌观音信仰从辅助向独立信仰功能转换,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敦煌以后观音经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纳西族石刻档案探析

纳西族在历史上采用刻石记事的方法来记录本民族的迁徙、征战、宗教、儒学、人物、谱系、商业、建筑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形成了一批价值珍贵的石刻档案。本文运用档案学理论探讨了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石刻、格巴文石刻、喇嘛文石刻、汉文石刻和东巴画像石刻,并针对纳西族石刻档案的管理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开发利用的建议。     

地方石刻与区域文化构建——以陕西榆林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石刻以其实证作用与审美意义实现了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的统一,在区域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值得重视。其中陕西榆林石刻的存留、利用情况为其他区域石刻整理研究与文化推广工作提供了可参考思路。通过保护地方石刻景观、设立专门性的展馆和整理石刻文献等方式能有效突出地方文化特征、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重视地方石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加强区域文化竞争力的高效路径,而凸显地方石刻的视觉审美价值则是提升区域文化吸引力的精准办法。在此过程中需注意地方石刻与其它类型资源的整合,以促进区域文化的整体构建,而当下地方石刻的发现、保护、研究、宣传等具体环节仍有较大完善空间。     

永州石刻文化价值探析

永州石刻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永州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湖湘文化以及中国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石刻文化根植于永州这块土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旅游经济、爱国主义教育等价值。     

读汉魏六朝石刻札记——兼及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文章通过对“居盈”、“则百”等最早见于汉魏六朝石刻的词语的解读和分析。充分说明汉魏六朝石刻在汉语词汇研究、尤其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强调了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同经异译佛经人名管窥——以《法华经》异译三经为例

同经异译佛经是研究汉译佛经语言的重要语料.考察<法华经>三部同经异译佛经中的佛经人名可以发现,译者主要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添品法华经>与<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完全相同,而它们与<正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有一定的区别:<正法华经>中的一些意译在<法华经>中被音译所取代;<正法华经>与<法华经>、<添品法华经>在意译时语词使用有些不同,但大部分都具有同义或近义关系.     

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像背景“留白”的审美内涵分析

四川南部泸县出土的大量南宋石室墓葬石刻表现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浑厚、雕刻精美细腻。而作为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像较为普遍的形式特征之背景"留白",更是使石刻突显出了一种韵味悠远的空灵意境,具有极为丰富的审美内涵。文章围绕这一问题,从泸县石刻"留白"形式的技法渊源、审美追求、实现可能及其精神内核等4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探讨。     

论唐宋词的石刻传播及其价值

石刻是中国古老的传媒之一,唐宋词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利用石刻这一重要媒介扩大自己的影响.唐宋词的石刻工刘传播具有保存原作、大量拓制、辑佚补遣和观赏书艺等多方面的价值.     

南宋川南泸县墓葬石刻的艺术构思

在位于四川南部地区泸县的考古活动中,发掘出大量南宋时期的墓葬石刻,其中世俗生活题材的石刻在创作上的立意构思至为巧妙,如扑朔迷离的男侍石刻、精巧空灵的侍女石刻等等,均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在中国历代墓葬艺术中十分罕见。     

汉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所以,“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论佛教经典的戏剧背景--以《央掘魔罗经》为例

不同经典中央掘故事的演变,表明这是一个不断被增饰、编创和表演的故事.<央掘魔罗经>所载央掘故事本身的结构、情节、角色、偈颂,以及<贤愚经>、<增一阿含*须陀品>的援引、<大唐西域记>央掘舍邪之处的记录,证明本经的本源形态是一场戏剧表演,本经是戏剧性的佛教仪式演出的实际记录.这在佛经(尤其大乘经典)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古代佛经翻译看译者的主体间性

人们一直认为我国传统翻译中过多地强调了"意译",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归化"而非"异化"的方法并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翻译活动中建立起来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监督者以及出版者等在内的主体间性关系.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关注到这样的主体间性,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就会更好.     

《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的语料价值

汉译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内容覆盖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文体以散文为主,口语成分较高．译经年代跨度大,翻译年代较为确定,篇幅也比较长。因此《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尤其对于汉魏六朝时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适合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断代的或历时的研究。     

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

在国际汉学领域之佛教文学研究中,学人对重要的单部疑伪经或同类型的疑伪经较为关注,故相关成果也相对突出,但对疑伪经总体性质的认识却较有欠缺。有鉴于此,有必要从宏观角度来讨论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它主要表现在四大层面:一者从文学史言,疑伪经本身就是古代宗教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从思想史言,疑伪经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直接的文本体现;三者从欣赏趣味言,疑伪经塑造的人物形象更符合中土民众的审美心理;四者从影响言,疑伪经既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进而形成固定的母题,同时,又促成了某些佛教法会仪式的形成与流播。当然,中土固有的文学作品,也对疑伪经的撰作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净土三经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佛教净土信仰的基本经典,净土三经伦理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离恶向善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离三毒之恶而向三善,离五恶而生五善,离浊世之恶而向净土之善;二是慈爱悲愍的弥陀愿力,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悲愿,包括拔苦之愿和与乐之愿,体现净土伦理的他律解脱特性;三是兼顾各类修习特性的道德修行方法,特别是三品往生方法;四是体现快乐安隐、纯善无恶、清净庄严的极乐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境。由此也体现了净土系伦理的基本特色。     

中古佛经借词略说

佛教词汇输入中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古佛经引进了大量的外语词,引进语词的词类(包括内部小类)有了明显的扩展,接受外语词的体式已基本确立,但存在着不规范的现象.中古佛经已开始对梵语借词运用缩略、词型规范等同化手段进行初步整饬.     

明清小说蛇毒无意中疗病母题与佛经故事

明清小说中蛇毒无意中疗病母题可促进夫妻、婆媳关系改善及男女关系缔结.母题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个案文本有一个单一叙事到民俗意蕴逐渐丰富的嬗变过程.多种异文对于接受者具有交互作用,佛经相关故事具有增殖性,在传播过程中相互触发、相互补充,故事演变过程中不断增添细节,丰富饱满.故事还往往与特定的地方区域风俗联系起来,从而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真实可信度.     

汉译佛经叙事时序分析

在汉译佛经叙事中,叙述者为了使受众能更好地皈依佛教,在使用顺叙之外,多采用预叙、插叙、倒叙等其他打破时间的矢量流程的叙事时序,形成了佛经叙事变幻多姿的叙事特色。这些手段的运用,强化了佛经叙事的的虚构性。     

敦煌遗书中隋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及有关问题

敦煌汉文遗书发现的六种写本大藏经中,隋开皇九年独孤皇后所造即为其中之一种,据统计现存有六个卷号。独孤皇后所造"一切经"属于隋文帝时的"官造一切经"系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皇后造写大藏经的先例。同时结合相关佛教史籍记载,对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的监造者、造写地点,以及组织机构、所据底本、造经数量、写经流传情况与历史影响等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