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基于我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与索洛残差法测算出我国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简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1)近十年来,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2)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长,其贡献率高达85.1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83%,作用不容忽视。(3)技术进步率较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都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物质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EBM Super-Global-Malmquist（EBM-SGM）指数对2002—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16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0%,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2）整体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3）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华东地区六省1978—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78—2015年,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9%,依次呈现出递减、递增、平稳的变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是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规模效率对农业增长阻碍作用不明显;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即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显著。据此提出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加快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等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运用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期间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逐年提升,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投入价格效应是制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重庆、四川和贵州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正增长,而其技术效率下降较少是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城市工业用地生产效率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分析

在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和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突显的背景下,工业用地的利用亟需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文章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工业用地的生产效率,将Malmquist指数法引入到土地效率评价中,并构建了工业用地绩效模型,从两方面对我国2001~2012年间工业用地的生产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总体和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含土地要素)呈递增趋势,且主要由技术效率进步所致;全国工业用地绩效指数总体上大于1,工业用地的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且变化呈"U"型;中东部地区的绩效指数高于西部;此外,土地的投入促进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东部地区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工业用地对于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愈发重要。     

普惠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乡村产业振兴

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普惠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系统诠释普惠保险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普惠保险是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资本与技术利用效率的提升,保障农业稳定生产进而影响乡村产业振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普惠保险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普惠保险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中发现,普惠保险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与经济水平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相比,普惠保险对东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效果,经济文化越发达,普惠保险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2004年税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的新举措

1998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以发行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目前这种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与国债投资相比,若实施以减税为内容的税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

通过构建空间相关加权项估计多边贸易重力模型,构造了以地理因素表征农产品特征的省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弹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财政支农显著偏低,但财政支农投入确实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发现财政支农投入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弹性为正且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弹性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发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作用面临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低和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强约束,未来应通过加强这两方面的投资助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不成熟时向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域过度投资,极易陷入“拔苗助长”式的农业现代化的泥潭,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能源开发、人力资本与全要素能源效率

梳理能源开发、人力资本作用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机制,以199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Undesirable-SBM模型测算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运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能源开发、人力资本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结果显示:(1)能源开发相对强度与绝对强度对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并且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2)人力资本未能带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显著改善;(3)结构变量与开放经济变量对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各不相同,节能减排政策对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效应已经显现。能源与碳排放约束下,应延伸资源经济链条、坚持以运用为导向的人力资本开发策略。     

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的深层思考

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是作为短期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至今已是第6个年头了,短期政策在我国出现了中长期化的趋势,理论界对此说法不一。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特定背景和政策组合的特点;政策组合实施的效果及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能够中长期化的可能原因;在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可能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后指出,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适时淡出。     

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市场要素扭曲程度和资本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作用路径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区位异质性。为克服市场化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依据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批复政策事件,运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分析并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新形势下我国中长期国债投资趋势分析

我国实行国债增发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与实施积极财政之初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及时推进积极财政政策转型,这必然将影响到我国中长期国债投资政策的变化,对这些变化趋势本文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