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论《歧路灯》小说语言的民俗文化特色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歧路灯》是一部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长篇小说,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还在于它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作了细致而有趣的临摹,为后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多侧面的巨幅画卷。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它所映象的社会面可谓"五光十色",尤其是对中原地区民间风情、闾巷习俗的描述,堪称绘声绘色,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表达和描写之间,也充分地表现出小说语言的地域性、通俗性和个性化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收获──《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简评

与半个世纪前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情况相比,当下的研究环境无论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更为优越,但长期以来,众多的小说史著作一直都未能超越《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水准和研究体系而在整体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无疑令研究者们感到苦恼和困惑,不少学人也为之不断努力。不过,越来越多的小说史研究者意识到,中国古代小说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与突破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对中国古代小说各个发展阶段、流派及具体作品研究的突破和积累,在此基础上才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著作。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各个分支要素…     

《剑侠传》和《续剑侠传》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侠义小说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侠剑传》和《续侠剑传》两部文言短篇侠义小说集,则是研究古代侠义小说的渊薮,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20世纪以来《歧路灯》研究回眸

李绿园之《歧路灯》问世 2 0 0余年后 ,直到 2 0世纪 2 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研究状况之孤寂、沉闷 ,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比较罕见。对其研究的发展过程大体经过了研究工作的发轫、原始资料的梳理、研究进入高潮和潜流涌动的深入研究四个时期。其间 ,美国、捷克斯洛伐克、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的学术界也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关注。本文对有关《歧路灯》2 0世纪以来的研究过程进行了回顾 ,以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李绿园与《歧路灯》之研究 ,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贾宝玉·杜少卿·谭绍闻——《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中的“败家子”比论

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三部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有六大方面的有趣问题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中的“败家子”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红楼梦》之贾宝玉、《儒林外史》之杜少卿、《歧路灯》之谭绍闻分别是三部书中的头号主人公，但同时又都是败家子的典型。通过对这些人物以及造成这些人物形象的多方面原因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比单独地、孤立地研究这些人物形象要多得多的东西。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三部小说名著乃至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均有很大的帮助。     

《歧路灯》的艺术歧路

清代作家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问世以来,读者反映不佳,评论界争议很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出现了错误,他认为小说只是教导人的手段,其他因素无关紧要.这种艺术上的走入歧路使其作品缺乏应有的艺术情趣,束缚了小说的文学灵性,使<歧路灯>失去了在明清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传奇之作

在皇甫氏《原化记》流传至今的 60多篇作品中有 2 0篇是传奇小说。其中 ,写得最为成功的是表现豪侠题材的作品 ,其次是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 ,还有些篇章对此后的戏剧小说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 ,对这些作品进行认真细致的探究 ,可以改变唐人传奇的研究只限于某些名篇的不足现象 ,也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深入研究。     

《歧路灯》定位百年研究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以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比较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次即"排位",曾一时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先后出现"超《红》胜《儒》""平《红》超《儒》""鼎足而三""逊《红》越《儒》""逊《红》平《儒》""远逊《红》《儒》"六说。这种"排位"有一定必然性;诸说也各有所据,讨论之无果即是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歧路灯》的排位不由讨论议决,而将经由"历史的筛选"注定。《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是可比的,已如诸说;又是不可比和不必比的,即李绿园《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流之作。     

论中国神怪小说

一在中国小说史上,素有“四大奇书”之说,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类型——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鬼怪、世态人情。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小说林中,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怪小说以及含有神怪内容的作品,尤为林林总总。即如在《歧路灯》这样的充斥着道学家说教气息的世情小说中,亦不免夹杂着神怪情节。由此可见,神怪小     

生活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书写——熊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述评

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立场下,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这些小说史著,因理念局限,几近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完整、准确地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熊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在生活史视阈下重写中国古代小说史,以重返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场为书写理念,以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为重心,通过多角度、多线索的立体考察与研究,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论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

发掘经典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于《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其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之法融会贯通,将理论分析与文献考据相结合,以社会历史批评发掘小说的社会文化底蕴;以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小说审美维度;以古典目录学之法梳理小说观念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树立了学术典范。     

《歧路灯》的忠孝观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虽然一度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却掩盖不了日益没落的事实。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现象的存在。诞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歧路灯》虽然没能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弊端,但它在为挽救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寻找灵丹妙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歧路灯》是作者为扭转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命运而开出的一剂药方,但由于小说是一部封     

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有过深入剖析和独到见解,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胡应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把握中国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史的论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勾画出了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胡氏小说史研究与其敏锐的史家意识密切相关。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     

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略谈《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是清人李绿园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栾星同志为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曾花了十年功夫,认为它“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歧路灯·校本序》——以下简称《校本序》)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指出《歧路灯》的产生,“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第三阶段已经成熟”,“必须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给予应有的地位。”《歧路灯》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史研究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而且构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新格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之所以超越同时代的学者,与其独到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即清儒家法与历史唯物史观的结合。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赞两吴女士的《歧路灯》研究——从我国大陆的《歧路灯》研究说起

最近10年有五种<歧路灯>研究著作问世,其中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和吴聪娣<〈歧路灯〉研究>,分别由台湾与新加坡的两位女学者完成并在海外出版,我国大陆读者颇不易得.前者以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分析的全面细致和有独到见解,也是其突出的特点.后者以小说证史,以史证小说,在确证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确证了小说的美学价值,是迄今为止专一从社会历史角度发现"<岐路灯>世界"的最重要著作.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当前在总结二十世纪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在内的学术史时一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应是一部以中为主、中外交流、共同创造的历史。盐谷温作为本世纪早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国外学者的代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编写特点和历史贡献应予重视。他所建构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框架．经鲁迅等发展和完善后,影响深远;他的学术观能兼容东西,在方法上能注意将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及日本的小说相比较,重视古代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和在小说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文化及国民性。这些,在我们今天仍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