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义利思想辨析

孟子的义利思想不能简单概括为重义轻利。它至少包含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孟子的相关话语都有特定的语境,在阐释时必须进行语境还原。抽离语境而把论题普适化、绝对化,就会导致误读。     

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树立共产主义的荣辱观

<正> 荣辱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荣辱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关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问题,我国古代不少人作过研究。战国时代的荀子还写了《荣辱》篇,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简注》第28页)等等。在荀子看来,不管是“先义”还是“后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个人的“安危利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孟子“义”范畴初探

“义”是中国儒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同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义”的讨论则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因而也就在一些方面有所创见和新意。一孟子把“义”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义”与“道”平列无别,几为一物。这与孔子仅仅突出地讲“仁”和“礼”形成明显的差别。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必要结果,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行了。义是人们行为的最后准则。不仅如此,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义与道的含义相近,地位相当。他说,养洗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孟子·公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孟子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一对重要的命题,它不但包含着传统儒家对“理”与“欲”关系的认识,即对道德的追求及对名、物态度的基本观点;同时,亦是传统儒家探求人的本质属性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配义与道”正解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当弟子问:“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回答中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一语。“配义与道”当作何解释?自汉代至今,注家均无例外把“浩然之气”同“义”与“道”相配,赵歧、朱熹、毛奇龄等甚至干脆把“义”与“道”合而为“道义”一词,以与“浩然之气”相应,这似乎已成千年定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千年定论上。“道”虽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但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儒有儒道,墨有墨道,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只不过含义不同于道家之“道”而已,在儒家学     

荣辱思想的道德哲学基础——荀子荣辱观及其现代价值启示

荀子荣辱思想是与人们的利益行为紧密联系,先义后利,重义而不轻利;在荣辱意识的形成中注重“变”的本性;注重荣辱的名分等级,维齐非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荀子的荣辱思想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启示.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孔、孟、荀义利思想的承接与流变

孔、孟、荀三者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义利观总的倾向大体相同 ,但在承接发展中也有变化 ,特别是对“义”的阐发上 ,三者间有明显的区别 ,孔子强调的是“仁礼而义” ,孟子提倡发挥“善端之义” ,荀子则要求人们“隆礼贵义”。本文即从“义”入手 ,剖析孔、孟、荀三者义利观的发展变化。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青少年道德教育

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基本精神是“先义后利”、“义之与比”。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它要求“笃之以仁义”,以“固其心”,“导之以礼乐”,以“和其气”。在个体道德实践中,它强调“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利而为谓之事”(即做人和做事),并要求在两者的统一中,以“做人”为重,以德育为首。这对于今天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与“双效益”

出版职业道德是衡量“双效益”的天平.出版职业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转型与出版机制改革过程中重新提出来的老问题.只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坚持出版物的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双效益”原则,才能使出版从业人员在“义”与“利”冲突的时候,勇于舍小利取大义,在经营中善于积小义(利)为大义(利),化无义(利)为有义(利).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更需要出版界同仁同心协力地进行实践上的探索.     

孟子性善论解议

孟子“性善说”主张人性本善,先天赋之而有四德”。客观上,环境影响人性后天发展,主观因素是造成后天善恶悬殊的内在原因。需努力将四善根扩充推广而为“四德”。孟子的性善论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