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人间似隔红尘外,错认桃源有路通——琉球汉诗概述(1)

自明初至清末五百余年,琉球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明代琉球汉诗今已不存,清代琉球汉诗,自顺治年间开始,风行二百年.琉球汉诗大致有两大主题,一为有国之乐,二为亡国之痛.琉球汉诗的黄金时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一时诗人辈出,程顺则是其代表.     

域外汉诗:论郑梦周的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郑梦周是高丽后期著名的性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汉诗作家,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歌,《东文选》收有他的诗歌38首,现在对于其汉诗和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大都以使行诗为主,其实其诗歌创作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诗歌内容反映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性理学、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语言使用上经常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典故以及文人墨客的诗语,使自己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诗歌形象含蓄的艺术特点。这是中国古典文化在域外延伸的重要事实依据,也是世界汉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可谓在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很丰富,许多文类的产生都缘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需要.最早产生的文类是史述与诗歌,即史与诗.它们原本都是实用性强的文体.史的本质是代表官方记载史事,基本形式为散文;诗多韵语,起源民间口头,官方借以了解社会与民情.上古有一段时期,诗除用于礼乐、仪式之需,还兼具史的职能,直到春秋后期,二者的分野才渐趋明朗.此后日益繁复的文类,或原就包含于史、诗二体之内,或由史、诗分化发展而来,以是否具有应用性,判分为两大系列.故古代文学作品,其结构大多为"史性"与"诗性"不同比例的融汇组合.所谓叙事传统、抒情传统,便植根于各文类所具之"史性"与"诗性"之中,既与二性相对应,亦分别积累、演变、更新、消长而传延至今.考察文学史,可以发现抒叙传统之博弈实乃文类变异递嬗之一种内在动力.     

论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创作

宋明时期理学之士因各种原因纷纷入桂,并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以记游抒怀和赠别送离为主.赠别诗忧而不伤,风格健朗;民生题材的诗关注民瘼,体现了诗人仁者情怀;贬谪类诗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映了诗人在内容上重视"性情之正"的心态.在结构上,这些诗往往遵循写景、抒情、说理的逻辑顺序,体现了"以理为诗"的结构特征.作为有官方哲学背景的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体现了理学文学观和审美追求,这对当时广西诗坛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铁屋中的"放火者"——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

鲁迅以极大的精力译介爱罗先珂童话,有着内在的思想动因.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爱罗先珂对社会现实有着和鲁迅相似的心理感受,并同样擅长以隐喻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尽管他们的艺术风格相去甚远,但都不约而同地以"放火"作为抵抗现实的象征,对启蒙精神的追索以及对"放火者"命运的思考成为他们共同的主题.不仅如此,在精神对话的过程中,鲁迅最终以更深沉的"报复"命题对爱罗先珂的理想主义做出了回应.     

略论徽州礼教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新安理学在徽州民间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了徽州礼教.徽州礼教标榜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尤其看重忠孝节义,具有积极和消极之双重作用.     

简论朱熹的理趣诗

宋代理学诗人的说理诗大多是枯燥乏味的语录讲义体,朱熹的说理诗也多为此体.不过作为理学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朱熹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那就是他创作了不少富有理趣的小诗.本文以朱熹的理趣诗为论题,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辅之以确凿的材料,提出了以下观点:"朱熹的理趣诗是在禅宗以诗说禅方式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示道'之作."     

夏目漱石汉诗的道家意蕴与“则天去私”思想

夏目漱石创作了二百余首汉诗,足显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其汉诗与言志略异,蕴涵了他的精神世界与人生感悟,尤其“求道”精神和道家思想贯穿始终,凸显漱石汉诗的主题特质,如诗中对理想乡——“白云乡”的描绘,透射出浓郁的道家意蕴。夏目漱石的“道”是扬弃主观执念、顺任道法自然的超然境界。乖离尘俗的“白云乡”是精神自由的澄净,与庄子“乘物以游心”之“逍遥游”同质。由此,他后期提出的“则天去私”的思想正是“悟道”的升华,也是他人生观和文艺观的道家哲思的体现。     

试论文言语法、感物方式对汉诗意境的意义

中国古代汉诗意境是汉语诗作中那种主要以诗化文言为传意媒介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若有若无的艺术化境,作为汉诗意境的传意媒介和艺术本体,文言语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不定位、不定时拓宽了诗意空间;自由语序、词类活用以及省略过渡给汉诗意境带来了丰厚的蕴藉情思.文言语法的诗性潜质,只是为其创造意境提供了可能,汉语诗性的张扬,还有赖于抒情主体观物、感物的特殊方式,即仰观俯察与远望近察融于一体的"流观".正是以灵活的文言语法作为传意媒介,以仰观俯察与远望近察融为一体的"流观"作为审美的创造依据,中国古代诗人才创造了意境形象.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论理学家诗歌的唯理主义倾向

宋代理学的兴起,对诗歌影响最普遍、最直接者是"以理为诗"。两宋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或借诗阐述义理,或吟咏情性,都强调以理为诗,从而构成了宋代诗歌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理学诗。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一股独特的唯理主义审美思潮。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性理学的学术建构与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性理之学"原本专指宋明理学,但又可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文章通过玄学、理学关于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探讨了这两大学术思潮在性理学说方面既传承、又发展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脉络,并进一步揭示了性理学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特质.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