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

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在赵树理身上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动态投影,而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为农民”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勇气发出不合时宜的呼声的根本原因。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理性的贫弱:赵树理小说的不足一面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来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的反映。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从语言到艺术形象,真实而全新地表现了中国农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变化,深刻地展示了新生活在农民心理上所引起的动荡与变革。然而,历史地审视赵树理的创作,不难发现其呈现出理性贫弱的一面。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五十年来国内外赵树理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认为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赵树理创作和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文章把赵树理研究分为评介期、批判期和深入发展期三个阶段，指出赵树理研究走过了一个研究内容从偏到全、研究方法从单一到多样、研究成果从少到丰、研究水平从低到高的漫长发展过程，及赵树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民间视野中的《天安门诗抄》

《天安门诗抄》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笔者试图从"民间"这一理论视域对此加以考察。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探讨文本的民间立场;着重分析隐藏于文本中的"民间隐形结构",这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两种民间文学模式;兼论与文本紧密相关的人物即周恩来的民间形象。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高邮）民俗文化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执着地表现了他的家乡高邮,描写了高邮的许多民俗文化,使其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民俗文化韵味。文章力图从他对民间习俗、民间艺人、民间美食、民间作坊的描写来分析他小说中的地方民俗文化。     

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两个世界的握手

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 ,向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递着人类的文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既往的知识分类体系已被打破 ,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互渗互动 ,又一次锁定人们的目光。     

民间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文化——民间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研究之三

民间知识分子的生存与个人成长都离不开民间社会的文化环境。同时,民间知识分子也用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为民间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者相辅相成,血肉相连,从而形成了一种鱼水关系,不可须臾分离。     

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情结

汪曾祺复出之后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及民俗民风的描写,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情结和审美追求。汪曾祺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从民间生活中发掘美,进而欣赏美、弘扬美,表现出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在时代政治环境及汪曾祺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间成为汪曾祺真正寄托心灵空间和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乌托邦。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在民俗学文学化中独立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在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家 ,并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对这些方面进行系统地梳理和阐述 ,反映出百年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概貌。同时指出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形成渐趋成熟的学科体系 ,是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以及民俗学研究文学化倾向的背景中实现的。     

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事象

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民间文学则用语言形式表达部分民俗。它蕴涵着丰富的民俗事象,是了解和研究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材料。本文就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事象作了分析。     

从多元文化角度审视民族声乐的发展

一元文化在内外动力下破裂成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在融合中再次整合抽象。建国初我国声乐就出现了传统声乐与美声唱法两元文化的冲突，经过讨论确立了新中国唱法要摄取中国民间传统唱法的精华，有机地接受外来的进步理论和方法，创造具有十足的民族气派歌唱方法的方针。在二十一世纪初原生态民歌大潮席卷中华大地，多元的风格显示了个性的魅力，唤醒了声乐的民族性，相形之下，民族唱法的单一性更日渐显露。在多元文化影响下，我们要认清民族唱法和原生态都是民族声乐，既要看到它们的不足加以批评，又要审时度势加快民族声乐的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民族声乐局面。     

鄂西歌谣与土家民俗——以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恩施三岔为例

歌谣与民俗互为依存,具有共同的表现特征,又共同培育了民族民间艺人。湖北恩族三岔乡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对其研究分析,可略见土家歌谣与风俗于一斑。     

苏轼与民间音乐

苏轼自幼热爱音乐,一生与文学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把诗歌创作与民间音乐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给自己的作品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更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