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德”)。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菜根谭》学习札记

《菜根谭》系明人隐士洪应明所作,它以格言形式指出人性善恶和教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几年前,就听说日本企业界掀起争读《菜根谭》的热潮,近两年才得以阅读.笔者从事管理学的教学工作,所以从管理学角度来阅读这本书,觉得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给我教益匪浅.体会最深的有两点,这就是以德为本的管理素质思想和管理方法思想.一对于管理者来说,德的素质是相当重要的.在这里洪应明不是纯粹地讲德,而是通过德与才、功业利禄的关系来进行阐述的.他借用主与奴的关系,说明德与才的关系.他认为,“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这些比喻确实非常精彩,论述也很深刻.“德在人先,利居人后”,是洪应明对德的进一步论述.他认为,人才应该“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只有这样,“才可以任天下之负担,亦可脱世间之缰锁”;相反,过分贪恋名利,“不是个好臣士”,“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士夫徒贪权市宠,竞成有爵的乞人”,重者,“便坠危机”.所以,就一般情况而言,君子立德,小人图利,“立     

爱莲文化中的“君子”形象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儒学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君子”思想,在周敦颐《爱莲说》及其后裔江头洲的爱莲文化中,对“君子”形象进一步阐发与发扬光大.他们向往“君子”理想,践行“君子”人格,贯彻“君子”标准,家风流传,影响至今.     

树立良好家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建设的优劣、形象的好坏，关系到以法制国、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树立良好的家庭形象牵涉的因素很多，根据个人体会，把握好如下几个关系，对于树立良好的家庭形象，将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讲道德与求知识的关系 　　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体，也是一个家庭的立家之本。《易经》上有句话，叫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以称为至理名言。古往今来，大凡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家庭，多以道德建设为第一要义。古代“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故事，…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君子”是指剥削者还是另有所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反语还是直陈？很值得商榷。经考察可知,“君子”当指劳动者心中所向往的正面美好形象,“彼君子兮”二句是正面赞辞,而不是反语。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孔子道德认识简论

注重道德知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便是这一特色的首倡者。他发扬西周文化中“明心哲德”的思想,致力于造就道德上的“君子”,建构了独特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设计了获取道德知识、成就道德“君子”的认识路线。     

形象建构与美的生长

美学应是“形象学”,形象是美学的最高范畴,不是“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而是形象具有感染性、社会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性”,所以才显得美。那么,形象是如何凝聚并展现美的呢?要恰切地阐述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形象化过程进行一种拓展性的思维。在此,我仅结合形象学的内在要求对这种方法论作一说明。     

《儒林外史》鲍文卿形象论

鲍文卿是《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之一。虽然鲍文卿不是儒林中人,而是社会底层身份卑贱的戏子,但是作者却赋予了他颇多君子之德,使之反衬出《儒林外史》中各种重功名富贵而轻“文行出处”的衣冠中人的鄙陋和虚伪,从而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观念和道德理想。     

《论语》中的精英式求知

在《论语》中,求知的内容包括明确的知识和默识的知识,求知者的目标是成为德位兼备的君子。由于有德者未必有位,在求知意图方面,求知者首先自认为是潜在的、德位兼备的君子而代民(小人)求知,以期教化民(小人)。这种求知是一种立足民本思想之上的精英式求知,却又存在着自我消解的可能性:全体智力正常的人皆能求知,这等于承诺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精英,从而消解了精英自身。从逻辑上看,当精英式求知的民本思想基础被排除之后,包含在精英式求知里的“为己求知”的首要地位得以凸显。由此可见“为己之学”乃是孔子思想里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现象学语境中的一种阅读尝试

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第二,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第三,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而且,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解释“君子”和“小人”,可以揭示出现代汉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现成化、单一化趋势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对诸葛亮德才功过论争的浅见

诸葛亮星陨五丈原,后人为他唱了一千七百多年的颂歌,他的形象早已超凡出世,确实有点“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味道。解放后,史学界不少同志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也就越来越清晰了。但是近年来,不断出现对诸葛亮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意见,谓其“嫉贤妒才”、“德薄才平”……总之,认为他是一个“过大于功”,不值得肯定的人物。     

君子之道为何发端于夫妇——兼论孔子的夫妇观

孔子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赋予君子之德以夫妇关系的法定性、至真至纯的情感性、责任和无我的道德性,阴阳交合的和谐性,使君子之道成为激情的道德而不是教化的道德。孔子以夫妇之爱代替人人之仁,将君子之道区别于普泛伦理,这是他对儒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

本文以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为分类标准，对君子与公民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同调又异调。作者由此驳斥了两种论断。接着，文章论证了君子与公民相结合的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君子的公民化”，塑造的是“公民式君子”；一种是“公民的君子化”，塑造的是“君子式公民”。其中，后者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实情。     

“道—德”生态及其现实意义

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必须对“道”与“德”进行生态式诠释.“道”是“德”的前提,“德”是“道”的分享,个体必须既有“道”又有“德”才具有道德.道德感的式微与道德践履的日渐缺失已成为当下社会遭遇的普遍困境.这既是传统思想对现代个体道德感的消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对“道”的僭越,更是现时代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个体道德的重塑与道德社会的重构必须基于“道—德”的生态理论范式.一是要完善道德教育,积极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感;二是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在“道—德”的生态互动中达到个体与社会至善.     

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文化缺陷

中国古代科技异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存在着诸多缺陷。一、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乃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君子之学”根本不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     

“礼仁”思想观照下的孔子语言哲学观探微

孔子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礼”与“仁”的哲学基础上的,与“德”、“行”等范畴互为联系,构成实用主义语言观。从“正名”哲学思想下“名实相符”的内在逻辑,君子立身“慎言”观的言语价值、言行一致、言语忠信,以及“实践语境”中的言语行为等方面具体探讨孔子所提倡的言语行为规范如何反映孔子心日中君子的理想标准、如何体现其“礼”与“仁”的思想,并进而折射出孔子的语言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