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本文充分利用苯教文献阐述了苯教传入吐蕃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提出了印度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时间并非像佛教文献所说的那样是拉脱脱日时期,而是桑赤赞普时间,将佛教始传吐蕃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提出了佛教的传入并非仅仅因为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当时吐蕃王朝走出雅隆河谷,统一青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决定了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     

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吐蕃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往的藏文史书中不乏记载,似乎毋庸再赘。但它们大多是就宗教谈宗教,而对因社会意识形态而产生并发展的社会环境或日历史背景却常常忽略不计。笔者多年从事吐蕃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为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故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认为有许多问题可以展开讨论。本文拟将吐蕃时期的佛教分为初传、早期、中期、盛期四个阶段分而述之,并对其中有关问题略加考论。     

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

公元631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迎娶赤尊公主为妃。赤尊公主作为吐蕃佛教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在"蕃尼古道"上开通了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一条要道。她不仅将佛教从尼泊尔传入吐蕃,而且把尼泊尔佛教绘画艺术和建筑工巧传入雪域藏地,从而创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殿堂,并丰富了吐蕃建筑工艺,为藏民族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     

吐蕃时期佛典翻译管窥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藏族文化逐渐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中,翻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打算对翻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和它在藏族文化形成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对这方面的研究。吐蕃时期的翻经翻译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吐蕃本部地区和敦煌,本文主要国绕吐蕃本部展开。译经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正式大规模传入吐蕃社会的,但也并不排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在拉托托日聂赞时代就已渗入吐蕃的可能性。佛教之所以在这个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藏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译创

在讨论佛教词语的译创前,我们简要叙述一下佛教之传入藏土和当时的佛典翻译概况。藏族最初信奉本波教,这是一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7世纪时,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王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作为治国治民巩固政权的工具。而这时的吐蕃正处在佛教势力的包围之中,西南的印度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再论藏族寺院教育

研究藏族教育、特别是研究它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决不能忽视或回避其复杂的寺院教育,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作者曾在《历史上的藏族教育概述》的拙文中稍许涉及了这个问题,然极不全面、颇不深刻,很有补充之必要,故撰此文。一、寺院教育的来历、形成与发展(一)寺院教育的来历:据藏文史籍记载,早在公元5世纪时,佛教这个外来文化形态即非正式地渗入吐蕃社会。及7世纪上半叶,即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便从祖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逐渐大规模地传入吐蕃地区。由于吐蕃王朝上层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竭力提倡与支持佛教,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唃厮啰政权和藏传佛教后弘期

本文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何以在宗喀发端和“后弘期”的印记两个方面出发,对宗喀吐蕃政权怎样利用藏传佛教统一、凝聚民族意志,从而达到兴兵割据,立国称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

吐蕃僧诤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次僧诤事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吐蕃僧诤记》作者认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导致汉僧一万在论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在引用作者原语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史料,逐一点破他的论证过程,并认为吐蕃僧诤的结果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符合宗教适应社会发展这一规律,而与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毫无关系.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 ,藏文古籍文献 ,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 ,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苯教的现状及其与社会的文化融合

作者在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叙述了苯教的现状、苯教寺院的分布及其历史和文化原因。重点阐释了佛苯两教在显宗方面的融合,尤其是在内道关键教义上的融合完成了这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最终合流,提出了苯教这种与传统藏族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的融合和顺应实际上减少了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想流派之间的摩擦,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的学术观点。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     

外来僧人对吐蕃佛教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

在古代，异地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常常把宗教作为一个重要载体来实现。佛教在西藏是一种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因此外来僧人在吐蕃佛教发展史乃至吐蕃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吐蕃时期佛教传播、佛经翻译、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文章着重探讨吐蕃统一政权时期外来僧人在佛教传播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西夏儒学的发展和儒释关系初探

西夏早在立国之初,儒学就有一定的发展,经元昊、谅祚、秉常几代发展,到乾顺和仁孝时,进入兴盛时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设立为西夏培养了大量人才。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和崇信,但崇佛并不排儒,二者并行不悖。此时的儒释关系已不是以往历代上彼此间的斗争和儒学排斥佛教的关系,它们更趋于融合和协调。西夏利用儒、释这两大精神支柱共同维护着它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