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

明代土地人体上可分成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史·食货志》说:“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皂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产兼)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入各级政府土地赋役册籍的主要是庄田,屯田等等之外的一般没官、入官田地。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这是因为,明初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不仅接收了宋元等朝大量的官田,而且还新没收了同明太祖敌对的封建割据头目以及豪强富户的田地。在北方,一般的情况是官田寥寥,惟有北直隶的大名府,据正德《明会典》之记载,官田却高得出奇,有五百十七万亩之多,竟占了当时全府在册田土百分之九十九·五一。这不仅在北方是绝无仅有,而且也超过了江南官田问题最严重的松江府而雄距全国之首。对此,历来有不少研究者甚感疑惑,认为很难凭信,但又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解释,以致成为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考证和分析,解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窦。 大名府官田畸重,最早系出自正德《明会典》的记载。据该书弘治十五年全国分区官民田土数,官田最     

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明代仓储制度研究之二

明代推行于苏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地区的济农仓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仓制，作为周忱江南赋役改革的关键举措，既因应了统治者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挫动了江南社会经济秩序，并开启了明中叶至清初中国赋役改革的路径。阐释这一颇具特色的仓储体制，对于评析周忱改革、探索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和追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改革的源流，是不无碑益的。江南地区是明代的重赋（尤其是“官田”税额高）地区，而沉重的赋税又几乎都压在耕种“官田”的贫弱农民身上，因而逃亡，道赋日益严重。宣德五年（1430）九月，“常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     

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

宋代官田包佃国内外论著对之虽有论及,惜未展开。近有杨康荪先生所撰《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85年第5期,下称“杨文”),对包佃现象首次加以全面研究,在包佃发展过程与规模、包佃主身份与包佃权性质及差额地租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看法。然杨文仍有一些论断似与笔者所见史料不够吻合,故此产生一些不同认识,主要集中在包佃形态、包佃成因、包佃作用及包佃性质等问题上。本文专就宋代官田包佃作用的评价问题略陈一得之见。     

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

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吕景琳在进入地主封建制以后，土地私有制是基本形态，但它的发展成熟又是一个过程。随着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所造成的大片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封建国家往往在这个基础上实行部分土地国有制的分配与经营。明代国有土地称作官田。官田的种类很多...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明代最早的皇庄

明代的皇庄,名义上是官田之一种,实际上是皇室(皇帝及后妃)占有的庄田。关于明代最早的皇庄出现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当时,就有始于成化、弘治、嘉靖等说。清初,《明史稿》的作者又提出“皇庄之名”始于成化。后来清人所撰明代史籍以及所辑类书,如《明史》卷67《御批通鉴辑览》卷105、《续文献通考》卷6等,基本上认为明代皇庄始于洪熙。近人对明代皇庄始自何时的认识,大抵同清人。解放后,五十年代,我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朱子彦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农业与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它在当时的整个封建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对封建的小农经济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江南农业中的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地...     

王船山的社会思想

一十七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来源,主要可以分析为三个方面: 第一、由於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国内外市场广泛地形成,促使地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因而极端贪婪。他们不但为了要追求更多的货币,勒令农民以货币缴交地租、赋税,实际上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并且,他们更敲骨吸髓地用各种超经济的剥削方式来奴役农民,使农民生活进一步贫困;形成了农民与地主阶级尖锐的矛盾。第二、农产品的商品化更引起了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地主集团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明代土地空前的集中。这种集中是循着官方与私室两条路线来进行的。所谓明代的“官田”,在明孝宗的时候(一四八八——一五○五),已经占全国私田面积的七分之一;而到了明神宗(一五七三——一六二○)以後,由於     

宋代官田的数量和来源

宋代是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蓬勃发展的时代,地主不仅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而且通过各种途径侵占官田,有的学者用“官田私田化”、“官田税田化”作为宋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正反映了官田向民田转化的运动过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存在的反向运动,即民田不断地沦为官田。正是因为这种反向运动的存在,“官田私田化”才如有源之水,常流不竭。     

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

两宋官田,不仅有屯田、官庄、官荒田、水田,还有户绝田、没官田、抵当田和折纳田。为解决财政问题,政府不断地出卖官田,并实行了招标投标的方式。北宋时期,户绝田、广惠仓田、抵当田、折纳田、天荒田、逃田、省庄、圩田、田宅房廊以及官田中栽种的桑枣果木都纳入了招标性出卖的范围。南宋时期,官田招标投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逃户官田、没官田、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再到城空田、户绝房廊,以及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的没入田,官田招标投标的规模可以说是前所未及。因此,对宋代官田招标投标范围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宋代招标投标制度在官田出卖领域的应用情况。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贸易(如政府控制的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边防驻军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流形式,也是明代南北方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对这一特殊形式的异地经济交流及商品贸易往来联系的探讨,以期对明代官方市场需求给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因地理位置、气候的关系,明代西北地区是江南丝棉织品的一大用户。顾炎武在《日知录·纺织之利》中说:“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     

宋代官田包佃性质探微

宋代官田包佃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包佃的日趋盛行,在当时土地使用、流民安置、赋役征取乃至水利资源的保护等方面引发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由于包佃涉及到官田经营方式、土地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关系以及租佃经济的各种表现形式等重大课题.国内外论著于包佃虽有涉及,惜未展开.近有杨康荪先生结撰《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对包佃首次加以全面研究,其功不可没.然杨文有一些论断似与笔者所见史料不相吻合,故此产生一些不同认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现将笔者关于包佃性质的浅见陋识写在下面,目的是为求得对包佃形态的科学认识,并向杨先生及学界同好求教.     

试论晚宋时期对官田的经营

晚宋时期,因财政日渐紧张,政府对官田收入更加关注,或搜括官田出售,或努力措置屯田、营田,或设法扩大围田面积,或增加籍没田地,或强行回买公田,采取了多种官田经营措施.但是,由于诸种原因,官田的经济效益不佳,收入既微少又不稳定,对这一时期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缓解燃眉之急的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分析晚宋政府官田经营的实际状况,可以从中总结出官营农业的经验教训.     

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

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赵金鹏封建社会后期，江南区域经济以其内在的运行机制逐渐冲破自然经济的堡垒日益为交换而生产。到明代，尽管在总体上，江南区域经济依然未能挣脱旧的经济结构的羁绊，但在一定程度和某些产品上，江南地区已经培植起来了比较成熟的商品市...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工匠地位晋升探微

明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离不开匠人的辛勤劳作,深入解析明代匠人的情况在物质史的研究中十分重要,这是现今理解"明式家具"等杰出手工作品所呈现的面貌的重要前提。明代手工业以江南地区的发展最为突出,在之前封建社会工匠所享社会地位并不高,明代前期实行的匠籍制度,让工匠处于半奴役的状态,这一情况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得以改变,工匠地位逐步得以提升。此文以江南这一手工业高度发展的区域为例,围绕"江南地区工匠地位晋升"这一问题进行原因探讨和表现分析。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意识与书画史书写——基于《吴郡丹青志》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书画审美趣味与收藏品味,审美趣味对书画创作风格带来了特定影响。书画鉴藏审美的转变,促进了书画区域审美观的形成。《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质的画史,内容是对其时江南地区的25位画家分别撰写的传记,并进行了品评,不仅是作者王穉登的观点,也是当时江南文人圈书画意识凝聚的结果。     

“文社经济繁荣说”是否一个假命题

明代末年文人社团为何在"江南"兴盛?学术界归因于江南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质疑,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未能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辨。     

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

<正> 明代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赞扬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 东林学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明代后期,朝政日益腐败。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他们穷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仅一小撮皇室、权贵就以官田的名义垄断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江南富庶地区被地主霸占的土地一般均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之田赋税收的苛重剥削,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以吴中地区为例,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日知录》卷十)。在朝内,阉党(宦官)把持朝政,厂卫(特务)横行,矿监税使分布全国,官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