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视野下的英语世界老舍研究

英语世界老舍研究同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变异”性质。“变异学”视野下的英语世界老舍研究不可忽视研究队伍分层，其中，汉学家的系统理论建构和新颖视角有助于突破难题。由于老舍研究“他国化”利弊共存，因此，应坚持贯彻“双向阐发”，实现学术对话和视界融合，促进老舍研究在碰撞、沟通中走上世界化之路。     

中原学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中原学概念的提出与学术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担当，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和学术自觉。根植中原历史文化和中原经济社会发展，中原学在理论研究、学术队伍、指导实践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原学的“四梁八柱”诸如黄河学等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全球文明对话方面颇有建树。着力提升中原学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应从中原学学科基础、政策支持、方式方法等多个路径入手，通过构建扎根中国、上下发力、融通中外、立体综合的新时代中原学学术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巨大的文化力量和思想支撑。     

哲学批判经济学何以可能——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用哲学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马克思利用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交叉重建”的方法确立了批判的哲学基础：实践的、辩证的哲学人本学。以这一哲学作为批判和解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利器”，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找到了批判的入口：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无批判的前提—具体的经济学范畴。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展开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际上开始了对作为古典经济学反映和研究的“实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以后经济和哲学研究作了一次重要的尽管不成功的思想整理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时，通常的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主要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唯物论思想。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它忽略了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中的作用，也未能正确地表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一是德国古典辩证法。法国古典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出发点，是其“基质”；德国古典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辩证法这一“灵魂”；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以生命论为框架的古文论研究宏观视野与现代转换——谈陈伯海先生新作《中国诗学之现代观》

作为国内古典文学、文化领域中的一位不断保持学术活力、延伸拓展研究领域,擅长宏观概括、理论思辩,在基本材料搜集整理建设方面也取得相当成绩的研究者,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文学史宏观理论框架研究、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     

思想、学术与社会：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边界与使命

中西传统学术概念与今日学术之界定是不同的。从“学术”含义而言，《说文解字》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说文解字》释“术”曰：“邑中道也”，引申之义为门径、方法。可见，在传统语境中，中国古代学术具有通识教育的倾向，与西方古典学术概念类似。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与学术相关的真理概念具有宗教、道德和认知的三重维度。     

戴震解释学思想初探

戴震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所倡导的以“闻道”为目的，以“强想”、“问学”为手段，以由“词”通“道”为具体路径及其以“权衡兼察”为方法的解释学思想，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

“隔”是中国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通常是指文艺创作中写情状物不真切、不明晰。而在审美接受中也同样存在着“隔”,这种“隔”通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停留于字面,对文艺作品进行了一种历史的、日常的、实证的解释;另一种是不满足对作品的文学、美学诠释,而执意追求文学的深度诠释,从而造成“过度诠释”。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到了中国古典美学从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支持。但是,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抗。     

中国叙述学刍议

当前,中国叙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初期对西方叙述理论的译介和对中国古典叙述理论的阐释过渡到提出中国叙述问题以及如何构建解决这些问题的叙述理论.构建中国叙述理论的前提是要廓清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如构建中国叙述理论的合理性、中国古典叙述与现当代叙述之间的关系、拟构建的中国叙述理论体系与中国古典叙述研究的关系、中国叙述理论与西方叙述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其他领域的叙述,如电影、新闻媒体、绘画、雕塑、法律等.本文提出构建中国叙述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叙述这一土壤,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叙述理论,更要倚重中国已有的叙述理论.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实用主义的“古典”逻辑及其谱系学意蕴

尽管实用主义叙事者们就"古典实用主义"给出了诸多谱系描述,但都因为其"古典"逻辑的各执一词或单一依赖,而让这一标签在谱系范围的多样善变中显得模糊和随意,并因此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于是,对这些"古典"叙事进行分类考察和批判审视,并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张力中进行"古典"逻辑的重构,就成了回答"何谓古典?"、重塑谱系形象进而规避和解决困境的必需,而其对"如何言说古典?"及其方式的回应和预示,也为百年实用主义的整体谱系建构提供了可能方向和方法支持。     

人品·学术·文章——评崔凡芝教授《一得集》

崔凡芝教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任教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师范（今齐齐哈尔大学）中文系和山西大学历史系。古稀之年，她的史学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先生称之为“史学散论”，并命名为《一得集》，谓自己非智者，该集是其“千虑”之得。《一得集》是先生数十年从事历史学教学、研究的成果凝结。先生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高屋建瓴的学术硕果，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评“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保障

人性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以其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在本身的发展中引中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如伦理学中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政治学中的人权学说；还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等。其中，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建立的基础，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国家的盛行，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之中，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也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来讨论社会保障问题。“经济人”假设的逻辑基础与它的一些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保障呢？本文试图从“经济人”假设角度来具体分析社会保障的人性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