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哲学诠释范式的历史反思

对张载宇宙论和心性论之理论内涵及其关系的理解，在宋明理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各种不同倾向，而解读者本身在“前见”上的差异正是造成张载思想理解中分歧的根源。本文分析并评价了从传统到现代学术背景下张载哲学诠释的基本范式，提出只有以思想的终极关怀、终极问题为基源，并遵循思想体系自身的逻辑理路，才能合理解决张载思想诠释中的歧见而作出恰当的解读。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三礼”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

<正>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官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为明代重要哲学家。湛若水著述颇丰,主要有《春秋正传》、《格物通》,《文集》,后人总辑为《甘泉全集》。 湛若水哲学受其师陈献章心学的影响,又接受了张载的“气”论,表现为二元论的世界观。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与同时代的心学大师王守仁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方面,由于湛若水哲学中的心学思想与王守仁相同,因此湛、王二-人“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     

“希张横渠之正学”──王夫之是如何推崇张载的

王夫之临终前曾自撰墓志铭，其中有日：“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句话表明王氏对张载的极度推崇。那么王氏所推崇的“正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学问呢？他为什么要特别推崇这种“正学”呢？本文拟根据王氏的《张子正蒙往·序论》及《注》中有关论述，作些探讨。一“正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辕固生传》。辕固生是汉代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专治《诗经》，汉景帝时被任命为经学博士。他以非难黄老之学而得罪过窦太后。汉武帝时，他已经90多岁了。武帝为了推崇儒学，仍想微用他，只因那些阿谈奉承的德生攻击，才作罢。武帝在微调…     

王船山神范畴析略

神化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特异的学说”。北宋以后的理学家,几乎无不言神。但唯物论的神化论却主要由气一无论者张载、王廷相、王船山等于以论述发展。本文则主要探讨王船山神化论的神范畴。 王船山以继承张载自命。在他精心撰写的《张子正蒙注》一书中,按注条计,共言气(包括太虚、太和、太极和阴阳)约550处,言理约364处,言神约276处,言神实属不少。王船山育神,一如张载,有三种分指之义:一是“天之神”,二是“万物之神”,三是“心之神”。天之神即“气之神”,又称作“太虚之神”;心之神,指人的精神和精神活动;万物之神,指万物的活动和活动能力。王船山接受“天生万物”的传统看法,认为物之神和心之神都来源于天。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张载"性"论四题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命题中:一是“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可以理解为张载给“性”下的定义;二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张载“性”论的主要特点;三是“性即天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性”论中的体现;四是“性率天地”,这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理论依据。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张载礼学思想的建构特征

张载通过对礼的理论建构,试图为重建社会秩序寻找依据。在起源上,他认为礼本于天,论证了礼的永恒性、合理性及其实践过程中应有的自觉性;在内容上,他推崇《周礼》,并据此描绘了一幅治世的理想图景;在本质上,他强调礼合内外,主张内外兼修的践礼方式;在实践上,他坚持以礼为教,体现出“为天下开太平”的儒者情怀。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说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引《汉书地理志》为证,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历宋元明清无异辞。黄侃谓“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一引),则是以“齐气”为平弱,实申李注。惟近人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第36期)据《初学记》所引,以为“齐气”乃“高气”之误,云“所谓高气是一种韧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落落寡合”。或又据《魏志·王粲传》注所引,谓“齐气”当作“逸气”,皆非是。     

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与面向问题新探

《东铭》和《西铭》分别被置于一般认为是张载思想总结性的文章《正蒙·乾称》篇的首尾,相较于置于文首的《西铭》备受后世推崇之盛况,置于篇末之《东铭》却被关注甚少。然从张戢的存世著作来看,《东铭》却更为符合其思想建构之问题指向。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为张栽思想在道德实践层面的落实提供了可能的担当。从张戢的问题指向和《乾称》篇之结构及思想影响之实然呈现等方面来看,张栽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显发于工夫论层次,而这一影响的形成则主要仰赖于《东铭》所开显的切实可行之工夫路径。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指瑕四则

聂氏《三礼图集注》多引礼书、"三礼"郑注、贾疏、孔疏,结合郑图、阮图、梁图、张图等旧图撰作而成。历经数百年的礼图样式如顾颉刚先生"层累说"言,定有构造臆断之嫌。聂图的撰作旨在寻找礼图之本真,然其作虽有疑辩却缺乏与金石材料的辩证,难免有失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