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岂之与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学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典型代表,其产生与发展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侯外庐学派三代传承者的学术成果为对象,对侯外庐、张岂之的学术理路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善于组织和领导多样性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是侯外庐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高度统一的学术道路之重要保证;《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完成了从侯外庐为核心的第一代到张岂之为核心的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作为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在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思想传播、学习方法传授、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着面向社会现实问题而会通侯外庐学派与张岱年学派的研究范式和鲜明特色,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导向和现实道路。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张载气论哲学论纲

哲学与文化形态的不同,主要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气是中国哲学史主干范畴之一,气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始终.在中国古典气论哲学史上,张载是气一元论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构了以气为本体的哲学逻辑结构,"太虚即气"、"气兼有无"、"气则有异"和"一物两体"等哲学命题的出现,标志着古典气论已趋至内涵的丰富性、逻辑的思辩性阶段.与以董仲舒、王充和纬书为代表的两汉元气论相比,张载气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古典气论哲学形而上不发达的缺陷.独具特色的关学气论的问世,标志中国古典气论达到了顶峰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朱子学批判的差异性——从赵纪彬到任继愈

确立新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有效性和逻辑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编写的共同宗旨,批判旧的指导理论——朱子学构成了必要环节.但赵纪彬、侯外庐、任继愈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对朱熹思想批判性分析中具有一定的差异.从政治属性的勘定、哲学属性的辨别、格物致知的析论三方面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合理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朱子学批判的差异性,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内部的丰富性.     

老子"道"论的本体论哲学内涵辨析

通过对老子"道"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辨特性的疏析,指明老子"道"论乃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哲学形态,其体(无)用(有)合一的本体论思辨特性奠定了中国哲学思辨的理性传统;提出由"道"论展开的哲学认识论乃是不同于西方哲学逻辑认识论的精神认识论,它不是逻辑范畴的认知,而是精神范畴的体认,并指明老子"道"论内涵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而非宗教)理念.     

试论哲学史和认识史——评“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定义”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中有两个相当流行的哲学命题,一是“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二是“哲学就是认识论”。达两个命题常常是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它们直接牵涉到哲学科学和哲学史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都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达两门学科的科学概念的全局性问题。因而,是非得失,不可不分辨清楚。本文就第一个命题谈一点粗浅的见解,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争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个提法,始见于1978年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为了批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新的提法。他们还根据它出自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哲学笔记》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现代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始于王庸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地理学史》,此后,侯仁之于60年代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于80年代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其间虽然还有其他相关书籍问世,但上述三部风格迥异的地理学史著作更具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到在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反思建构中,西方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是这些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倾向。而具有这种倾向的诠释,却偏离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某些主要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反向格义"问题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自觉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乃是以王朝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和主要关照对象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基因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传承历史的文化大国,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含有浓厚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与全球发展大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优良传统,体现着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创造活力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世界眼光。     

梁启超的“心力”观及其哲学基础

梁启超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指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表现为"心本论";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意志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向"共同业力""民族意力"。其哲学基础指向"情理之辩""心物之辩""力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逻辑发展"。     

人文性：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契合点

探讨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史学的文化存在论基础,阐述了唯物史观与史学在人的文化存在处的交汇。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理解范式的变革,从意识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将人的存在建立在感性的生活世界,并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来展示人的生存意义结构和价值根基;而史学作为人文科学,本质上属于意义领地和文化世界。二者对人的存在的理解,都摆脱了“自然科学化”的视野;正是在对人的现实关怀和人之生存的文化视域里,唯物史观与史学具有内在的联系。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结合历史资料,通过批判性研究,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民族性特点,并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题。     

冯友兰、张岱年关于惠施评述的异同辨析

文章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以期在加深对惠施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