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

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在西域广泛流传,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再由西域传入中土,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讲经的"格义之法"是融中土思想于佛经教义,般若"六家"之学是佛玄合流,西域名僧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弘性空之学,更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具体过程.说明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拾遗记》佛学影响探源

《拾遗记》中部分源自佛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一系列佛教术语的出现,说明《拾遗记》的作者道士王嘉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王嘉与佛教高僧道安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道教徒普遍的道教方术与佛教幻化之术并不相互抵忤的思想则是王嘉受到佛学影响的重要原因。《拾遗记》记述的这些与佛经有关的传说故事,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土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向中土世人宣传佛学内容的不同。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西域传说中的特殊国度

无论是正史"四夷传"还是地理博物类小说所记载的西域地区,都存在着小人国与女儿国这样的特殊国度。小人国的传说既有西南地区僬侥国的史实依据,也深受小大之言等俳词传统的影响;女儿国的传说既有西藏地区东女国的现实投影,也反映了印度传说的流播与接受;西域地区的特殊性使得这些传说在此地汇聚。这些传说除了满足好奇心与求知欲以外,更潜隐着通过强调他族的异质性以凝聚本族的文化功能.     

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

论文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分析了出现在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西域商品和商胡,指出笼罩在文学想像之中的西域商品具有神奇性、奢靡性与趣味性等特点;而文学作品中有关胡商的记载,在不经意之间反映出胡商的生活境遇与信仰习俗。考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贸,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这一视角理解中土与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观念、态度。     

元代西域人的商业活动

西域商人早在蒙古初兴时就与其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蒙古西征后,更多的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陆海道东来中土,从事商业贸易。由于他们的兴衰与蒙古贵族的利益直接相关,故而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并使其多具官商性质。西域商人亦因此在元代课税扑买、斡脱经营、市舶贸易等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西域药物东传与中医药的繁荣

西域"是我国古代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的总称。其狭义指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广义则泛指亚洲中部和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本文旨在探讨狭义西域地区的药物东传内地及其对中医药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一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文献，记载了不少西域的历史传说和地理物产。《山海经》是中国上古地理学专著，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所写。全书分为山、海、东、西，将天下的山川、道里、民族、物产、崇拜偶像（包括图腾）等记录得十分详细。其中《海内西经》、《西山经》等…     

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是对 2 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业绩的回顾。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论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原创动画创作中的应用

古西域重镇龟兹是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龟兹石窟是新疆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龟兹艺术反映了新疆西域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极具地方特色,其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人文气质和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西域民族特色,是当代中国原创动画重要的灵感来源,可以为动画从业者提供大量的创作素材。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汉画西王母配神图像“龙虎座”的原型分析

所谓的西王母打坐龙虎座图像，实际上不是什么打坐，只是表明了西王母与龙虎的一种关系而已。这就是视西王母为大母神，而左右的龙虎则象征着饮食男女的交合创世。这一图像形式直接来源于“太一·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模式，而其历史渊源则可追溯到濮阳西水坡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塑像。从美学的基本原理看，龙虎座源自于对称形式的艺术审美意识。     

明清雹灾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

雹灾具有瞬时突发、灾害立现的特点,史书把雹灾对应到政治悖谬导致的天气阴阳相激。认为冰雹是天界神人操纵工具播洒而成,雹子是虾蟆、蜥蜴、龙等两栖爬行类动物所吐,两龙相斗也会有冰雹,雹灾传闻体现了清代观察者、传播者的龙崇拜“先结构”存在。人们了解到雹灾是洪水前兆,及时避灾;并用火器驱赶雹灾,进而想象出某种宝贝作为御灾工具,可以抵御、驱逐来袭的雹灾。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生态环保意义:若干实例与分析

中国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大多以自然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观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环保思想,具有十分显明的生态环保功能。通过对少数民族神林崇拜、山神崇拜、龙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实例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和发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生态环保意义及其突出的生态环保作用。     

夏商神龙祐王的信仰以及圣王神子观念

最近几年来,笔者以夏商礼器的纹饰、甲骨文、金文和传世神话内容互相参证,发现华夏巫觋信仰中有颇为关键的双嘴夔龙崇拜。此种崇拜滥觞于中原夏人巫觋文化中,且影响商周信仰的发展。在上述研究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甲骨卜辞、传世神话、古代美术探讨中国帝王观念与神龙信仰的关系。华夏先民相信,大巫魁酋或立国圣王都不是由人所生的凡人,而是由神龙所生的神人。圣王神子从其母体获得了超俗的智慧,故能通天通地,成大巫、国王,智明治理天下,管制黎庶。此种观点自上古流传至近代。     

唐代凉州胡人乐伎试探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 ,收集正史、诗文、笔记小说中四例凉州胡人乐伎的相关史料 ,剖析其中所蕴涵的地域因素及文化信息 ,借以说明该类胡人对唐代胡乐东传之贡献。本文认为 ,唐代凉州胡人乐伎所展现的凉州乐舞文化 ,虽渊源于西域乐舞 ,但个中的创新既反映中西乐舞的融合 ,也证明西域乐舞传入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异 ,对此凉州胡人乐伎功不可没     

中古叙事作品中所反映的西域医术

文中列举了西域一些代表性医术,如手术疗法、禁咒疗法、香料入药、脂油疗法、眼科医术等在中古叙事作品中的反映,指出早期文献中的西域医术,通常都是根据传闻之辞而加以夸大和渲染,随着两地交往的频繁,以往很多不真实的传闻变成了亲见亲闻确切可信的知识。表现在文献记载中,总的倾向是从想像性的虚构到纪实性的描述,神话转变为真实可靠的历史。     

龙的文化意蕴与修辞

龙的文化源远流长 ,它植根于中华大地沃土之中 ,与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龙的崇拜心理和人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 ;龙与汉语修辞也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比喻或比拟等修辞手法 ,对人或事物作出生动的描摹 ,把人、物神化了 ,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美的感受     

剺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

剺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而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剺面习俗在匈奴人中并未流行,突厥中的剺面习俗是由迁入西域的民族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分布在阿尔泰山及附近地区的鹿石面部有斜线纹,它们很可能表示的是剺面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