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夫禅学的典型个案──论袁宏道的禅学思想易

晚明士夫祥学作为禅学的世俗化形态对于晚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对这种禅学形态加以认真的探讨，因而对它的较之于宗门禅学的特点也就一向缺乏明晰而深入的认识。考察晚明士夫禅学，袁宏道的禅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因为袁宏道作为晚明文人居士的突出代表，其禅学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晚明士夫禅学的普遍特征。他把祥学思维贯彻到以性情自适为主要方式的自身存在之中①，他的禅学是佛理的彻底存在化和宗教的完全世俗化的产物，是最为典型的士夫祥学。然而袁宏道禅学并非表现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潜动于其心灵深处…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张岱的小品散文

晚明时期,小品散文勃然兴起。撰写小品,在当时文坛上成了一种风气,作者之盛,作品之多,前所未有。袁宏道和张岱的成就尤为卓著。可以这样说,在晚明小品文发展史上,袁宏道开风气于万历年间,张岱振余韵于明清之际,两人一前一后地做了诸多小品散文作家的杰出代表。张岱博采众长,自铸伟词。他的散文,于活泼幽默之中,含忧     

论佛禅质素和晚明文学演进之思想脉络

从李贽到袁宏道、袁中道,再到钱谦益,是晚明文学思想演进的主脉.晚明文人扬弃儒教,崇尚禅风,李贽的童心说以真空说为基础,内涵无相、无念、无住的禅宗要义;袁宏道的性灵说以童子情趣为范式,濡染着冲决束缚的狂禅色彩;钱谦益藉教悟宗,以华严、唯识学演绎创作原理.他们衣钵相承的宗教情怀和环环相扣的佛禅文思,涤荡了明代中叶的复古与儒家心学两大思潮,构成文学精神的新基底,为晚明文学抹上浓郁的佛禅色彩.     

袁宏道:自然与理性夹缝中的自适人生

袁宏道是公安派领袖和晚明文人居士的突出代表,采用“活的文化还原法”对其进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格特征、心理结构和心态历程的动态描述,必将有助于把握晚明士人的整体精神风貌。本文描述拟以其性情的自适为轴心而以其话语的自相悖异为切入点。一、自是自非的悖异话语“独抒性灵”的言谈态度使袁宏道的话语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但综合起来看,其前后之言却常常相互抵触,究其原因,我们以为他的性情自适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袁宏道的一生,是不停地追求自适的一生。他时时难禁“好适之心”,屡屡激赏“适世”之人,频频称道“闲适”为“世间第一便…     

浅论袁宏道的文学创作及其影响

袁宏道的创作具有抒写性灵、包罗万象、不拘一格的鲜明特点 ,是晚明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但却在文学史上引起颇多争议。对此本文作者究其原因并对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创作目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袁宏道与江、浙文化

一袁宏道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他与江、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595-1597)间,他先是任吴县令;卸任以后,又游历了吴、越二地许多名胜;尔后,暂住仪征,往返于南京、扬州一带.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依然同江、浙文人有很深的交情,常有书信往来.袁宏道在江、浙的三年间,创作很丰富,著有《锦帆集》、《解脱集》和《广陵集》.包含在这些著作中的许多轻脱、明丽的尺牍和游记,确立了他在晚明小品文史上的     

性灵化的山水——读袁宏道的《西湖(一)》

晚明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淡泊,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琅嫘文集·跋寓山注二>)这是以北魏郦道元、唐代柳宗元、和晚明袁宏道,作为我国山水游记发展的代表作家,并概括他们的风格特点,是很有见地的.     

袁宏道诗文归隐思想的体现

明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中期以前在文坛上形成的以拟古主义为代表的创作 ,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弊端。晚明文人袁宏道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学主张 ,从形式到内容 ,对前明以来文坛形成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坚决全面的批判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斥着归隐思想 ,表明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局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明代神仙道化剧简论

明代神仙道化剧沿袭元人创作，在题材、种类上有所拓宽，在思想内容由愤世逐渐向 崇道、济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由元入明作家、明初皇室成员和无名氏的创作之中。     

明清鼎革与中国古代科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

在明朝末年,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历程.但是,由于明清鼎革导致了政权更迭,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成为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进程中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赵南星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晚明名妓群体的文化特征

晚明绚丽多彩的舞台上涌现出一批庄妍雅靓、修然出群的名妓,她们虽身陷风尘,但不甘沉沦,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晚明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清幽淡雅的审美意趣,身性高洁的独特品质,以及精湛超绝的文艺才情和忠贞大义的民族气节等鲜明的文化特征。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消费文化视域中的《金瓶梅》——以饮食消费为例

消费文化是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金瓶梅》中的饮食消费反映出晚明社会追求享乐与夸示性的消费特征;透露出商人地位的微妙变化与士宦阶层的强势地位;暴露出人性中贪吃的劣根性;揭示了被异化的饮食消费,即中国文化的痼疾——以宴席为名,行贿赂之实。通过分析《金瓶梅》的饮食消费,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晚明社会畸形繁荣的现状。     

《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形象再论--兼及对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影响

焦仲卿形象历来饱受争议。孝情之间，焦仲卿出于人伦之孝最初忍情就孝并非为孝弃情，其于两难间以死殉情既避免了不孝罪名，也由此说明，所谓懦弱表象的背后实蕴含着一颗坚韧果敢的心。表象误读证明焦仲卿人格真实，具有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其爱情悲剧与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崛起遥相呼应，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