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收费和学生资助

大学收费在我国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已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同时又由于随之产生的一些问题而引起了争议。那么，国外在大学收费和与之相联系的学生资助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国外的大学收费并无统一的模式。一般来说，西欧国家除私立大学外，公立高等院校免收学费，有的仅收取注用费、考试费等，但近年来收取学费的要求已日渐为政府和学者所提出。原东欧国家也在改变公立高等教育国家包办的状况。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等教鲁诺项交纳学费和杂费。在美日，杂费包括的内容回谓方方面面…     

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物质体现

邓伟志同志的“按血缘和姻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既不能说明家庭是什么,也不能说明家庭不是什么。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氏族是根据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组织,并且它也是个生产组织。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能说氏族就是家庭吗?当然不能。再说,这里提到的家庭,不明白它是指现在和以前的家庭呢?还是指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所建立的所有家庭呢?如果包括着将来人们所建立的家庭,那么在未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     

对高收费民办学校的思考

广东省各类民办学校据1994年统计有489所。在这类学校中,有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高额收取教育储备金的高收费民办学校。为了解其办学情况,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笔者曾先后到广州、珠海、从化、顺德、南海、东莞等市的十多所高收费民办学校进行了调查。 一、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1993年,高收费民办学校只有从化市的“英豪学校”和“南洋英文中学”等少数几间。1994年,这种高收费民办学校迅速发展,不仅遍及珠江三角洲,而且湛江、汕头、汕尾、茂名、揭阳等市也兴办了。目前,全省共有高收费民办学校40多所,在校学生一万多人,数量居全国之冠。 这类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多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学生入这类学校,多数须一次性交纳教育储备金10万元至32万元不等。学生在校期间衣、食、住、学习、医疗和来往学校交通等费用全部由学校支付。从幼儿园读到高中,毕业后或中途退学的均无息归还本金。有的学校则采取教育储备金和学费两者都收的方法。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全省高收费民办学校共收取教育储备金十多亿元。除少数学校将教育储备金存在银行收取利息外,大部分学     

“五好”家庭活动要赶上时代潮流

“五好”家庭活动是五十年代妇联在一些城市职工家属中开展的一项活动。十年内乱,被迫停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好”家庭活动才得以蓬勃发展。目前,这一活动已深入到千家万户。1982年,上海市评选出市“五好”家庭1638户,区、县、局及街道、社镇“五好”家庭四万多户。这些家庭,事迹感人,体现了我国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时代在前进,家庭在变革,而我们的评比活动却拘泥于五,六十年代的传统观念,落后于家庭变革的步伐。因此,对“五好”家庭评比活动作一番分析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1 不久前,我们抽样调查了上海448户全国“五好”家庭,经过分类统计,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五好”家庭的比例随着家内辈数的增加而增加。家庭内辈数越多,评上“五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48户“五好”家庭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就有365户,占81.5%。而核心家庭仅有74户,占16.5%。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各省市都有类似情况。去年北京调查了328户全国“五好”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共239户,核心家庭才77户。     

浙江农村储蓄养老趋势及其意义

一、中国老一辈农民储蓄养老意识异常薄弱中国农民向来主张“养儿防老”,储蓄养老的意识十分薄弱,这一点从一些调查数据中能清楚地反映出来。1987年夏天,我们在浙江农村所调查的1498位60岁以上老人,以储蓄贷款为主要收入者一个也没有。以储蓄贷款为次要收入者3人,占被调查者的0.2%,99.8%的人无此项收入。1987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也表明,在被调查的18936位农村老人中:以储蓄贷款为主要收入者31人,占0.16%;以储蓄贷款为次要收入者685人,占3.62%;无此项收入者18220人,占96.22%。①以上数据表明,农村老人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除个别人外,基本上没有积钱防老的意识和行为,这一     

温州模式与集镇建设

经济理论界在讨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中,有些同志对农村城镇建设的发展问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体,乡村两级富,小城镇发展快。温州靠家庭工厂、个体经营,乡村两级穷,小城镇建设搞不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温州农村集镇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苏南模式”推动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而“温州模式”同样有利于加快集镇的建设。近年来随着家庭     

走出“越穷越生”与“越生越穷”的怪圈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贫困”与“生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最近读了《南方周末》一则给人印象深刻的个案之后,促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一番更深入的思考。刊登在《南方周末》家庭生活版问op年间月14日）的“她用婚姻救灾”一文讲述了这么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话说湖北农村有一何姓家庭,先后娶妻生子的兄弟仁人因生活和睦,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兄弟中的老二老三先后不幸病故,接着老二的妻子南下打工谋生,老三的妻子则改嫁他乡。老二老三两家共生育的7个孩子加上老大一…     

教育救助（上）

这是一篇关于教育救助的专题讲座。作者向我们指出:贫困地区落后的经济决定了教育的滞后,而贫困家庭困窘的经济状况同样限制着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形成家庭和地区的文化贫困。国家和社会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不仅要给予经济的援助,也要给予教育方面的引导和扶助,否则经济援助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教育投入固然不能像经济领域的投资一样直接带来利润和经济效益,但是教育投入产出的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资源,并且转换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更高一级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说受益的是国家与社会,当然也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教育救助主要是对教育投资不足的一种补充,它考虑的基点不是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也超出了在确定教育投资主体时所遵循的“只要投资就能受益”原则。     

生活在“儿救”中心的孩子们

社会大家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来自全国各地因社会、家庭、学校和本人的原因而成为流浪乞讨的孩子们,像候鸟一样,他们在这里暂时栖身;像有家的孩子一样,他们在这里倍受关爱和接受再教育。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把这里当作温暖的家。这就是多次荣获辽宁省、大连市青少年特殊维权岗的大连市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每年收救数以百计的流浪少年儿童,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滋润着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们。     

“第一任教师”,你称职吗?──对父母误导孩子现象的思考

一位哲人曾说过：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而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不少的家庭中，“第一所学校”里的“第一任教师”却没有尽到真正意义上“教子育人”的职责。种种现象表明，不少“第一任教师”所遵循的自我编撰的“教学大纲”与“教学原则”，不但没有给孩子营造出应有的学习、生活、成长的环境与条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进行了误会，给孩子的现在或未来增加了心理包袱，留下了成长的后患。我们的爱子之道，两代亲情，穷竟在哪里出现了错乱的误区，且象流感一样在不少家庭中蔓延着呢？“望子成龙”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