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区隔

探讨各类求职渠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效用是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制度区隔"的分析框架,对1999年五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系网络比市场渠道更能提高求职者进入某些工作单位的可能性,如国有垄断性单位、国有开放性单位和"软性技术"工作岗位。组织安排渠道对于获得国有垄断性和开放性单位的工作仍然重要,但是对获取"软性技术"工作岗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与信息资源相较,人情对于进入国有垄断性单位和获得"软性技术"工作岗位发挥着促进作用,是社会网络传递的核心资源。三种解释视角,即"制度残余"、"利润驱动"和"工作门槛",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具有相对优势的原因,说明工作单位所有权,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岗位的特征对于塑造新兴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区隔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收入与村庄网络 基于多重模型识别策略的因果效应分析

以往基于家庭网和社交网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这些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工个人网的范围界定不准,且对内生性问题解决不够。本文采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本文采取赫克曼二阶段法和工具变量方法组合使用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     

中国农民工工资:概念澄清与数据核准

整理中国农民工工资资料对于劳动力市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立足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公开资料,从概念澄清和统计口径出发,识别和筛选现有资料,对中国农民工工资进行匡算,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统计口径经历了较大变化.另外,使用全国固定观察点来衡量农民工工资可能是次优选择,但至少能够对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给出全景的认识.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I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数据分析显示,市民最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市民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成为行政机关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市民最不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饭店服务业等。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类型以中、远距离为主。在社会距离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有很大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两大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     

"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民工荒”即民工短缺,而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但近几年,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民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工资的廉价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二是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三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四是结构性缺工,尤其是严重缺少技工。“民工荒”客观上使企业招工犯难,但却对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技工的增加乃至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巩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一个健康因素。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     

集体协商：“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实路径

缓解当前的＂民工荒＂,首先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将集体协商制度的覆盖面落实到农民工群体是一条可行路径。为此,首先需要培育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将市场调节作为集体协商运作的经济基础;其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集体协商的宏观指导,为农民工参与集体协商制度提供政策、法规保障;第三要培育规范的谈判主体,使谈判双方主体的地位对等。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     

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三个地区的调查研究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农民工在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子女教育情况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城关区的农民工在从业、工资、遭遇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而西固区和七里河区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三区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长期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加班补贴的待遇。我们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作为分析依据,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历史较短、责任主体层次单一、履行责任动力不足、缺少文化根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缺失、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应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加强社会责任分类指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