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转移驱动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研究

构建中国省域制造业产业转移系数,基于面板分位数方法测算多阶段制造业产业转移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采用耦合模型对基于产业转移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表明:(1)产业转移系数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各阶段的融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产业转出有利于促进多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并随着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提高而不断扩大;(2)产业转移系数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于对工业化的影响,因此产业转移有利于对城镇化前期滞后情况的改善,进而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3)基于产业转移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度总体处于高度和极度协调状态,且整体协调度水平随着时间发展向高度和极度协调水平集中,产业转移有利于产城融合发展。     

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重庆例证

对重庆市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进行纵向、横向对比,并对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阶段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工业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位列西部地区第2位,但仍低于东部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水平较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协调。重庆市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还面临诸多阻滞因素。推进重庆市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提高产业丰厚度,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城融合,统筹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提升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保障能力;强化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动力支撑。     

谈城镇化对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通常是共同推进的,甚至出现城镇化进程超过工业化进程的状况。然而在我国,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长时期一直在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为地限制城镇化进程的各项政策,严重束缚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我国的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意义。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现状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也不能保证工…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金融中介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机制,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优化金融市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等方面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的聚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对我国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出,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     

加快广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经多年努力,广西工业化城镇化虽取得进展,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从工业化看,进程缓慢,总量小,缺强优工业企业和支柱产业;从城镇化看,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辐射能力强优的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缺乏大城市依托。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六条措施建议。     

我国地区间资本流动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FH模型回归,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我国地区间资本的流动程度,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相比,在采用了经济增长率、开放度、经济规模做门限变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这两个门限变量,分别研究他们对FH系数的影响。在研究各省FH系数变化的基础上,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能力的变化及其原因。     

金融发展、创新活力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系统GMM及门限效应的分析

基于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运用两阶段系统GMM和门限效应模型,多维度考察金融发展与创新活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系统GMM看,金融发展综合水平的提高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创新活力作用次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金融结构和金融开放程度对产业升级存在轻微抑制作用;创新活力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其过程受限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其中,伴随金融健全发展和金融结构改善,创新活力对产业升级的作用由抑制转为促进,表现出边际递增规律;金融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振创新活力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而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开放程度的约束下,创新活力对产业升级分别表现出边际递减的正向作用和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     

什么影响了县域城镇化?——基于城乡差距视角的研究

县域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但是什么因素显著影响了我国的县域城镇化?使用有效消除内生性的GMM方法对2005—201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从城乡差距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城镇化,而金融支持对城镇发展的偏向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以就业为基础城镇化进程,但是投资对城镇化的推动并不明显。使用非农就业人口数量为因变量的模型对以上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较为可信。     

由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非同步发展谈第三产业优化升级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合理比例,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两者经常发展偏离,具体到我国及天津而言,其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发展是否协同,两者究竟谁滞后于谁,不同专家给出了不同结论。文章在文献分析基础上,以数据为基点,通过对全国及天津十二五期间各年度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定量分析,认为我国整体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但滞后原因并不在于工业化的过度超前,而是源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解决工业化与城镇化非同步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稳步城镇化三步走战略及实现机制

城镇化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针对当前城镇化跃进现象,研究提出了以产城融合、就业转型和农民市民化为内涵的稳步城镇化概念和城镇化三步走战略:第一阶段(2010—2020)发展现代农业、第二阶段(2020—2030)农村再工业化和小城镇化、第三阶段(2030—2038)农村再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诠释经济增长、三步走战略和稳步城镇化的内在关联机制。提出了统筹产业政策和城镇化政策,鼓励发展农村家庭混合型经济,拓展宅基地流转范围和农村工业园区化与园区城镇化同步推进的政策建议。     

新时期农村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近20个百分点，处于全球最低国家之列。大大低于同期46％的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城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纳瑟姆曲线，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是该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正处于这个阶段。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对策。     

广西新型工业化推行效果评析及进一步发展研究

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广西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收入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广西工业化推进速度在加快,且已由工业化初级阶段进入中期前半阶段,但在全国仍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应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实施“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战略,推动工业跨越式发展;加强产业联合,促进区域分工协作和产业关联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助推新型工业化进程。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的问题也不断的凸显出来.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金融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然而农村的金融现状却不能有效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文章立足于这个现实,分析城乡金融供给与需求现状,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目前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城镇化与贫困减缓--基于系统GMM的估计

采用1978-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对金融发展（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城镇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与贫困减缓均具有时间的积累和持续性;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变化,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贫困减缓。与金融规模相比较,金融效率的城镇化和贫困减缓效应偏小。     

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理性思考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创新农村经济制度提出亟待破解的课题。客观上要求全面构建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支持保护、农民财产权、农村金融服务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快速扩张的动力已趋弱,城镇化是拉动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进入以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城镇化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应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城市品质建设、建设特色小城镇以及培育新型农民等途径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新二化协同发展的模式及路径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载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要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必须抓住发展机遇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道路。立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际发展情况,本文提出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地区之间在支柱产业发展、工业化程度、人口流动方向等城镇化路径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城镇化水平差异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践出现福利型、风险型、福利-风险型等多种医疗合作模式选择。多元非均衡结构的存在、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与保障能力对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非均衡条件下的宏观平衡与调控,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制度的整合、明确政府角色、提升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创新力度,是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优化策略,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举措。     

金融化与工业化:作用路径及动态效应

金融化和工业化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基于我国1997—2011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逐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化对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渠道及动态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金融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弱化趋势,金融化与工业化进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对金融化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作用路径分析发现,工业结构重化和资本深化两个渠道不仅存在而且渐近强化,而科技创新渠道则未显现。工业结构重化与资本深化渠道越来越难以持续促进工业化,局部"去工业化"和"经济虚化"的苗头开始显现,必须加快金融发展的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路径优化。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文运用granger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现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较明显,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目前,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二者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协调水平较低。制约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体制性及机制性因素、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以及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结合。为此,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推进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