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市民社会中的人－－论现代民法中自然人制度结构的人性化特征

自然人作为现代民法中首要的民事主体制度,其本身的建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无不体现文明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故从普遍人性中的合理因素入手,探讨自然人制度建构对维护人性的应有功能是有意义的.     

从自然人性到"政治动物"——解读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著名命题,深刻反映了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和希腊人的政治理念,其包含的明确的自然人性思想和潜在的自然人观念,开创了以自然人性为政治学说奠定形而上学基础和寻求逻辑起点的学术理路,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内容.深入解读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对于全面认识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厘清西方政治学说的学理传承是非常必要的.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卸下道德枷锁后的人性哲学——从《柏子》看沈从文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的"生命形式"

<柏子>作为沈从文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充分地体现了他笔下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本文试图对其下层人民进行关照,来探讨一种没有道德枷锁的人性哲学.这种人性哲学以"人性"统摄一切,"人性"被视为最高的准则.<柏子>中具有特异"生命形式"的个体在卸下传统道德枷锁后,活得本真而有人性,成为一群自由自在的精灵.在当今社会,它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构理想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可能.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精神:和谐德性的法制

通过与苏格拉底正义思想的比较,分析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本性质,揭示其把人性升华与建构合法制度相结合的本质.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道德哲学"至善"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正义的论域,使"正义"超越了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从而成为政治哲学的本质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据.通过人性与制度的功能互补,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建构了一个在社会系统中各不同等级和谐相处的制度化的规范体系.     

非人类中心论的“自然人”预设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诉诸抽象的人性现念。以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非人类中心论的人性预设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指的是立足于人的自然性,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的"人"。"自然人"预设的逻辑悖谬表现为"德性"悖论、"利己"悖论和"歧视"悖论,其理论原因则是由于误解了生态学。     

大学毕业生"零工资"就业之公平问题与原因分析

"零工资"就业是不符合就业制度的.劳动市场的就业生境、人性和文化形态,对大学生就业有重要影响.现时,健全劳动市场、平衡各主体人性、重视改革教育体制和道德法规的制约等,是促进大学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前提.     

陈三立"养气"诗学论

养气诗学建构在孟子"夜气说"和阳明心学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主体的心性涵养,表现为大气化生的宇宙情怀、人格与诗格合一、人性与真性情的溯求及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期待,为近代人文主义的诗学范式,透露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紧张与焦虑.     

论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创作出了一系列"自然人"的形象.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都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世界里,他们蔑视清规戒律,热情地追求自由,与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代表了和谐的精神和力量.他们虽有统一的性格特点,但其命运却不尽相同,而从这种差异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关于"自然人"的思想发展过程.     

我国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构理据

自然人破产立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利益的同时,为债务人提供重新开始的契机。自然人破产立法也是法治发达国家为应对未来风险与塑造企业家精神所普遍采取的做法,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背景下,我国亦须融入世界潮流之中。认为自然人破产立法将助推逃废债行为的观点是对破产法不合理的成见。在完善自然人财产查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相得益彰,有效应对自然人破产带来的司法压力。关于自然人破产立法的争议集中于彰显自然人破产制度核心功能的破产免责制度上,“宽严相济”的破产免责制度建构进路将推动自然人破产立法共识的形成。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类型化及其效力——兼论我国现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完善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本质上是民法理性主义和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实证贯彻,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类型化则是实现自然人的人格自由的法律保障。类型化的行为能力制度的直接目的是确定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为在法律上的不同效果,其根本目的则旨在保障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并兼顾交易安全。其中,类型化的基础是自然人的意思能力,类型化的标准则是以年龄标准为主线,同时辅之以精神健康标准,类型化的具体种类包括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三级制与以日本法为代表的两级制。三级制与两级制模式的区别主要集中于关于无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取舍和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的效力规定上。其中,三级制模式关于无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重大改进之必要,而两级制模式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的效力规定也存在理论逻辑上的混乱。我国现行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类型化制度的具体构造和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效力规定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完善空间。     

民事权利能力质疑论

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人格制度,是现代民法主体制度的组成部分.自民事权利能力的缘起、设计目的并结合我国关于自然人和法人权利能力现行规定之缺漏及歧义考量,在人权保护日益完善之当今,权利能力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存在与其说是实现其传统功能,不如说是长期适用该制度惯性的延续.现代民法均自民事主体诞生或成立起便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不具有者已不复存在.从法律实效性出发,应该废除民事权利能力制度.     

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关联和功能

在民法体系中,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影响较明显的制度有主体能力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代理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关联制度则是主体能力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先决前提,自然人行为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基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同构;婚姻、家庭乃至亲属是人类普遍的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的社会形式,家庭一直承担着未成年人监护的重要职能,在法律上未成年人监护的规范内容和婚姻家庭法规范内容必须相互交织、体现和援引.作为一项社会建设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监护具有主体能力制度配套补充功能、亲属身份伦理固化功能、民事权益调整功能、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     

刑法中单位的本质:曲解、质疑与澄清——兼论单位主体资格的认定

完全照搬民法中法人的本质来阐述刑法中单位的本质,进而以民事行为能力,或独立的财产与经费作为认定刑法中单位的依据不可取,只有肃清民法的规范因素,在单位现实存在的基础上,重新融入刑法的价值诉求,才能准确解读刑法中单位的本质.由此,现代刑法必然以内含着过错责任和自我责任的罪责原则为基石,刑法中的单位亦是一个意志载体,其本质是以利益为内在核心,以组织机构为外部保障而形成的团体意志.相应地,判断一个团体拥有犯罪主体资格的标准是:该团体具有相对独立于其成员及上下级单位的意志,即从单位的组织结构入手进行分析,着重考察单位有无权力配置与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     

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的基本理论,关系着行为人本人的责任、监护人的替代责任、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以及诉讼中当事人的确定等。虽然人人均有民事权利能力,一切自然人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但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包含在民事权利能力之中,它是公权关系下的公权意志的体现,是与私权关系下的民事权利能力相平行的一个概念。     

论胎儿的法律人格及利益保护

分析了法律人格和民事权力能力的本质,对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给予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中国法律以出生为标准确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致使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基于保护胎儿利益的现实需要,结合国中民事立法的现状,提出中国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建设应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     

论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合伙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事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是否确立合伙的法律资格取决于其契机是否已经出现。为澄清合伙的法律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了民事主体的历史逻辑,以为合伙法律上的“正名”提供法理依据;其次讨论了合伙的发展过程,表明目前组织体形态的合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合伙的实体性进行法律分析,指出合伙是与自然人、法人不同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确认其第三民事主体资格是必然的。     

法人人格权确立的法律背景分析

私法层面上的人格权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人格权概念是以自然人人格为雏形发展起来的。法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自其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以来,就在为争取法律人格的权利保护而进行不懈努力。从法人人格到法人人格权,两者在民事立法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基于立法政策判断、理论论证和法律技术运用三个方面的法律背景。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突破了长期以来人格权只能由自然人独享的理论。     

亲权法律关系争议问题研究

亲权法律关系诸要素之争,源于亲权属性之争,认为亲权不是权利义务的结合,是父母的私权利。提出亲权权利主体只能是父母;义务主体分为特定和不特定义务人;客体不是子女的人身和财产,而是父母对后代的自然情感利益;未成年子女不是亲权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是受益人;内容是亲权得以依法表现的具体形式;认为抚养义务不是亲权内容,而是特定范围亲属间的财产性债权债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