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绿色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数字经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两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与清洁电力占比的机制效应显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电力占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电力消耗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电力消耗对绿色低碳产生影响,但电力消耗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要注意减缓电力需求压力,鼓励数字企业使用绿电;二是放松行业管制,为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城镇化过程既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能源大量消耗、碳排放高度集中的过程,加快促进城镇绿色低碳转型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呈现出较大地区差异,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生活消费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过程中...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决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收入分配能够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平台高效率交换能够促进乡村在线交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居民数字化消费能够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缓解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难题、促进了乡村交换模式的转型、助推城乡消费新模式的形成,但还存在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生活体验差距不断扩大、乡村基础设施资源交换不充分、乡村数字化消费模式发展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应进一步整合数字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体系,强化资源分配均等化;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建设乡村在线交易平台;推广乡村线上消费,助力乡村消费升级换代。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

服务业作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对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包括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数字产业化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通过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性发展、引导服务业数字化创新来提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以规制数字要素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以改革人才分流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来确保数字经济人才供给。     

数据商品的生成逻辑与资本化过程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数据作为信息的数字化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五种存在形态,作为要素形态存在的数据是数字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当数据要素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的起点是数字技术及数字化生产资料,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过程以数据挖掘和算法算力迭代升级为核心,内嵌于开放协同、动态优化的生产网络组织之中。数据商品具有商品的二因素特征。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圈数字化变革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数据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决定,但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数据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数据的资本化过程。从“劳资关系”来看,数据资本从时空两个维度强化了数字化剥削,开放式生产网络修复劳动力市场的横向分割,智能机器体系以弹性工时取代固定工时。从“资资关系”来看,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集中式生产网络与数据驱动市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必然会阻碍社会分工的有序演化和经济效率的有效提升。加强对数据资本的引导、规范与治理,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低碳试点城市南昌市工业碳排放现状分析与思考

对于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欠发达城市,工业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研究工业碳排放对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纵向、分行业、横向三个层面对南昌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估算与分析,提出了南昌市实现工业低碳发展的路径:通过传统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支柱化带动工业结构低碳转型；通过低碳产业价值链延长、空间链拓展促进工业低碳可持续发展；通过跨国、跨领域、跨产业的合作推动工业低碳发展品质提升；通过多元化、阶段性产业政策加快工业低碳发展环境优化.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测度及驱动因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新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十四五”期间有望加速迈进.新能源资源能否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变化,其驱动因素又具有何种特征,都对未来新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数增加近40倍,新能源行业规模迅速扩张,技术效率值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M”形趋势.中国新能源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呈现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变化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变化,新能源企业技术尚未达到生产前沿面.从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看,工业增加值与开放程度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研发投入和政府规模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均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15个省市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间接溢出效应,信息、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