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评析

本文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所主张的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新世纪以来“二次革命论”有关问题研究述评

"二次革命论"作为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的内容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二次革命论"的来源是什么、"二次革命论"与中共二大纲领的关系、"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思想之间的对比等。     

用“过程论”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分析和理解“过程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在动态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此主要通过对“过程论”思想的解读,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运用“过程论”思想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由“灌输论”转向“说服论”——论列宁思想教育思想的变化

在建党初期,列宁主张过“灌输论”.经过“灌输论”争论,特别是社会实践的发展,列宁的思想教育思想由“灌输论”转变为“说服论”,这一思想转变对于我们坚持群众观点,更加有效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均有启示意义.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正确理解——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确实提出了单独一个国家(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胜利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在列宁看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进程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可以划分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夺取政权后的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性质的科学辨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的"教化论"审视

"社会哲学范式"呈现的是"规范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人学范式"带有浓厚的"目的论"倾向.以"教化论"为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体现两种范式的承续式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个教化的过程,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工具性存在与目的性存在的结合,本质上是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灌输论”的现代价值

列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灌输论仍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目的性、主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其精神实质是强调思想理论教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必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灌输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     

“小说兴国”论与儒家诗教论的比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学尤其是小说被认为是改造国民、革新文化、改良社会等重大的历史使命最得力的工具,"小说兴国"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被提了出来。这一理论与传统儒家的诗教论有怎样的相同与不同?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本文试从国家意识、文学受众和文学的地位来论述它们的关系。     

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论”的时代依据与实现途径

"灌输论"没有过时.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要在内容、方法、途径和手段上实现、丰富和创新.     

美国革命时期政治哲学背景论略

美国的建立,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场革命的胜利,同所有革命一样,是在政治舆论的先导下,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北美人民在政治哲学的认同方面,经历了对欧洲以及本土各种政治哲学思想流派的比较和筛选的过程,摒弃了神权政治哲学思想,而最终选取了人权为其主导思想.二百年后再来反思这场革命的政治哲学背景,对于评价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其前景,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原因──从其感性论来认识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能简单的归为唯心主义。从其革命的目的来看,康德只有把感性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挽救当时的科学危机,而科学感性论的建立正是通过把人类先验的认知方式作为事物的先验存在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转变成为了哲学认识观上深刻变革的原因。     

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论韦伯学说的思想主题

韦伯著述可分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和"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包括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类内容.文化论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制度论强调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因素.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其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不可因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也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无论是文化论还是制度论的考察,都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构成韦伯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的基本架构.     

“灌输论”的澄明与“大众化”的主体观解析

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首先要弄清楚主体问题,即由谁来推动和实现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大众化的主体无疑是人民群众,但这一观点却与人们曾长期确认的"灌输论"格格不入,相互抵触。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论述的考订和解析,我们认为,"灌输论"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而且还与他们的一贯思想严重冲突。列宁虽然赞同并提出过"灌输论",但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提出来的,并非其一贯的思想,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要在"大众化"中真正树立大众主体观,就必须走出"灌输论"的窠臼,在实践过程中大力提高群众自身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水平。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民主思想探析

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民主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废止"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发扬党内民主等思想表明了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高度重视.今天,重新考察审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的民主思想,对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