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正义"始终是西方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基于道德情感主义的关怀伦理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正义问题缺乏关注。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认为缺乏正义的关怀伦理是不完整的。他将"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宗教、分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国际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正义。道德情感主义正义理论受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被看作是女性声音的体现;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然而,由于移情的偏袒性,其正义理论很难做到机会均等,因而受到很大的质疑。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商业社会与正义: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

由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对斯密思想的传统研究,多出自自由资本主义的视角。本文尝试对此思想路径作出批评,力求通过对其正义理论的叙述,揭示其道德哲学基础,梳理出其自然法和政治理论的总体框架、特点,从而回到斯密思想之真相。正义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伦理德性,也还是政治和法律德性。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包括商业在内的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消极德性。因此,仅从正义出发,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论述也必然具有政治和道德关怀。     

劳动、应得与正义

在当代正义话语体系中,平等主义无疑占据着支配地位。应得作为古代社会实践过的正义原则和观念依然对平等主义构成了巨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取代了德性成为应得正义的内在标准。洛克赋予劳动以特殊的意义：它既为自由主义的个人财产权提供了发生学意义上的解释,又为自由主义的应得正义观确立了新内涵。劳动、应得和正义内在的思想关联为我们反思当代语境下的应得及其时代意义提供了理论背景。     

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对当代道德文明建构之路的思考

当代道德文明建构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还是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对此学界有较大的分歧.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各有优劣缺失,同时它们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较大差别.尽管规范伦理有缺陷,但它比德性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对道德的要求,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辅之以德性伦理的开掘,形成现代的道德文明建构模式.     

苏格拉底正义思想解读

苏格拉底从培养个人道德出发来阐释正义,寻求德性在实践上与生活的内在一致性;他以美德为知识,把德性因素注入到正义观念之中,赋予正义内在伦理性的内涵,从德性和智性中来寻求把握,通过个人自制伦理的方式获取正义,并以法的形式维护正义。     

底线伦理·共同信念·终极关怀——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经过民主商谈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正是它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合理道德结构。为确立这三种要素之间的合理关系,社会成员在普遍遵守底线伦理的基础上,应该努力在社会的共同信念上形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并同时积极促使各自终极关怀之间的相互激荡,以实现终极关怀对底线伦理的深层支撑和对共同信念的超越反思。     

生态正义的三个维度

正义是理解生态伦理内涵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生态伦理走向实践的桥梁。生态正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的正义;种间正义;人际正义。人与自然的正义是指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做到享用与关怀的统一。种间正义是指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物种。人际正义是指不同群体的人在生态实践中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贡献与索取的对应。     

制度正义的走向——执政制度伦理的问题域探析

执政制度伦理的实质就是通过揭示执政制度的伦理属性和功能,对执政制度进行伦理分析.这种伦理分析必定关涉制度安排中的正义问题,因此,制度正义问题也就成为其研究的主旨.公平正义和权利正义代表着当代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点,其分歧的背后隐含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而和谐正义的提出有助于缓和、化解二者的矛盾,体现了制度正义在当下的走向.和谐正义不仅影响社会正义的诸形式,而且还统摄着执政制度伦理的基本论题.     

德性优先于权利--对社群主义伦理的一种解读

社群主义伦理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的两个命题,即"自我优先于目的"和"(自由或正义)权利优先于德性",确立了"目的优先于自我"和"德性优先于(自由或正义)权利"的原则.社群主义伦理旨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所存在的内在人格或品德解释力的缺陷,力图以社群的历史传统说明自我人格和德性的生成及发展,希望恢复一种自然的德性生活,即一种人性的、历史的、社群的、社会的道德生活.     

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情感观念在黄玉顺构建的生活儒学和斯洛特构建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二者探讨情感观念的视域不同,因此生活儒学中的仁爱观念、恻隐观念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的关怀观念、移情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进一步影响了两位学者对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撇开具体的分歧,一方面,生活儒学的本源情感观念可以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奠基;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对情感观念的精致探讨也可以为生活儒学的伦理学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的融通

“以理服人”指要有逻辑的说服力,“以情感人”则指要有情感的震撼性,这反映了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两种不同的进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正义伦理遵循“论理”逻辑,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多用在本体世界;而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关怀伦理则遵循“说情”逻辑,体现特殊性和具体性,更多应用于生活世界。从正义伦理走向关怀伦理,反映了伦理学探究方法由传统的形而上追索到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变。应将二者融通,才能适应现代社会。     

重塑关怀的政治价值——关怀伦理视域下后工业时代的女性主义政策模式分析

家务劳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私人关怀活动,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试图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当前职业女性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沉重负担。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要形式是将家庭关怀行为以商品化的形式推向市场以获得关怀的经济价值,或者以通过舆论和文化上承认家庭关怀行为的方式以获得关怀的文化价值。但是,承认关怀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措施都没有改变家庭关怀行为的性别属性,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以生产性劳动为主、以再生产性劳动为辅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女性主义者们忽视了关怀的政治价值。女性主义关怀伦理通过承认作为一种实践的关怀的政治意义,将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作为在正义社会中公民基本的义务和权利,这不仅为提升女性地位开拓了新的路径,也为人类对后工业时代正义社会的理解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

美好生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要求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建构对这一目标形成回应。这无疑会使一些新的伦理形态和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同样也会让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反思。这一背景使得关怀伦理凸显出其特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由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首先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承认,这恰与关怀伦理所强调的伦理共同体相融合。进而,关怀伦理对道德移情的强调形成了美好生活的感情基础;同时,关怀伦理又对"自我"进行了反思和重构,提出关系性自我这样一种更能够适应于生活共同体建构的个体设定。最终,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多元实践则对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给予了较为现实的伦理原则。     

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再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对于当代社会的三维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基本要素的论证,不仅要从基本含义、社会功能、论证主体、论证形式、社会基础等方面规定其形式性的结构关系,而且还必须探讨这些要素应该具有何种实质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当代社会适宜的道德结构是这样一种“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关系”如果说,底线伦理(习惯规章)的轴心原则是“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轴心原则是“正义”,那么,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轴心原则就应该是“义务”。至于这种终极关怀的道德传统,主要应该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伦理学中去寻找。     

城市品格与城市伦理——上海城市品格的伦理探讨

城市品格包含城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德性状态,其中决定主体品格的质的规定性的要素是主体的道德,是其比较稳定的德性状况,也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城市伦理在城市品格形成中的作用,探讨城市品格的伦理基础以及处理城市关系的伦理原则,这不仅对于上海城市品格的坚持,而且对于多地城市精神的倡导和城市品格的塑造都具有意义。城市规划需要有品格的城市来承担,而城市品格的发展需要深厚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沉淀来支持,建构具有正义和伦理底蕴的城市生活才是城市开放品格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来源。     

司法理念新维与新论题中心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司法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司法应当逐步走出原有对待所有人的均码正义,渐次对困难群体的特殊正义实现给予足够关注.与之相应,特殊正义的具体实践不能仅仅拘泥于纯粹的制度研究,还应更多地选择动态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对象,以此揭示纠纷化解的深层机理,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司法理念的这种深刻变化,生成了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司法多边主义、司法知识竞争和案例指导运作等新论题中心.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包含人性论、政治德性和正义规则三个方面,其中人性论是政治社会产生的基础,政治德性主要是正义的德性问题,正义规则主要是正义的制度问题.体谟认为政治社会产生的外部条件是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政治社会产生的人性论基础是人的自私与有限的慷慨;休谟在其情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性理论,在休谟看来德性分为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即人为正义,人为德性建立在苦乐感的基础之上,它不是由自然德性直接导出的,而是在社会中人为创造的.休谟认为政治社会的正义规则包括:稳定的财产权占有规则、基于同意基础之上的财产转移规则以及履行许诺的规则.     

当代都市社会语境中的正义转型与重构——一种空间正义构成维度的反思

正义的构成与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推进了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换。社会财富与利益、权力与权利、身份与地位都在不断空间化,并且必须以空间的形式来实现。所以,正义的内在构成与问题视域得到了重构。正义的理论形态与重心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从根本上讲,空间正义是都市社会正义理论的具体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空间正义适应了都市社会正义规范的现实需要,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与建构都市社会正义话语的理论范式。     

二程理学与德性伦理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日渐增多,但对儒学德性理论的探讨则明显不及.以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洛学中的伦理思想为例,其"新儒学"、"理学"与德性伦理是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的.与西方相关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品格追求、道德楷模、道德根基等学说进行的比较说明,二程洛学以至儒学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