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周颂》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

《周颂》中最突出的思想是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因有德而承受天命的,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前代殷人思想的继承。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周人伦理文化观的核心、表现和特点

伦理文化观的核心是道德观。从周人对“道”和“德”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周人的“道”、“德”观，不仅包含着对天道、世道、人道的信仰、体认和遵从，而且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兼顾整合。周人的伦理文化观表现为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周人伦理文化观的特点是政治化、礼乐化和理论化。     

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天命线索

心性论发源于原始宗教,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初,而西周的天命观则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天命依据（此即“德命观”）。周人的立国叙事中隐含着其天命观的两个重要分支：一为文、武受命,为“人为论”之渊薮;一为太王、王季受命,为“天意论”之理论根源。两者均承认天命的道德性,信奉善恶报应,坚持德福一致;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善或作恶取决于人自身,而后者则认为心性的善恶由天而定。但自西周晚期起,“人为论”逐步沉寂,“天意论”日渐兴起。“天意论”的理论延伸是为“命定论”,孔子的天命观可为其代表,不过,孔子“圣人”神话的破灭却促使儒家德命观向“时命观”转化,而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因此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藩篱,进而获得独立性与自足性。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商末周初宗教与治理思想变迁新论——从《尚书·西伯戡黎》谈起

《西伯戡黎》中商纣与祖伊的分歧必须从商中后期祖灵观念的变化来认识。祖庚、祖甲之后,祖灵作福作祟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的福佑功能。这一核心观念的转变引发了商代神权与王权的此消彼长以及治理思想的转变。《西伯戡黎》是周初周贵族总结商亡教训时形成的,在史观上反映了周人以天命为核心的宗教政治观。     

略论《国语》的天命人事观

〈国语〉诸多内容都是对政治得失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的思考包含有较为复杂的天命人事观.在〈国语〉中,天命决定论是随处可见的,但强调人事的内容也几乎篇篇都有.其原因是周人既是有神论者,也看到所谓的天命总是由人的活动来完成的.但是,从〈国语〉所重视的民心所向和对人才作用的强调可以看出,其中心思想是注重人事而非天命的.     

孟子“法先王”略论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孟子,提出了一个“法先王”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个主张,影响是大的,反对者有之,肯定者有之。荀子和韩非就持否定的态度,而先后提出了“法后王”和“法新圣”的主张。可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汉唐到宋明,有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政论家,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肯定。如王安石上书宋仁宗说:“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刍议

孔子的北辰之譬是在先秦人的北极崇拜和崇信天命的心理大环境下提出的。北极崇拜心理使孔子将受命于天的国君同执掌中天的北极星神联系在一起,其“政”、“德”亦一定程度地富有原始天命观的意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产生同孔子的天命意识有一定联系。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论早期天人观对《庄》《骚》浪漫特色的影响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次天人关系和宇宙本体的大讨论。众多的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这次讨论，开拓了文化视野，增强了宇宙意识。而将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视点和宏阔的宇宙意识引入文学创作领域的，当推庄子与屈原。周人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天命转移只赋予有德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已成为士大夫们的口头禅。他们强调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对应关系。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尊，天命神学思想逐渐动摇，虎天忧人思潮兴起，变风变滩中出现了恨天骂天的诗章。及至战国之世，百家争鸣，人们的思想获得了高度解放，天人关系的问…     

周人的“敬德”思想与《诗经》

周人的“敬德”为其政治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 ,《诗》在内容方面受到“敬德”思想很深的影响。《诗》不仅是周人“敬德”思想的一般反映 ,也代表和体现了周人文化的最高水平 ,是周人文明的象征。《诗》既是它所产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必然反映 ,同时又逐渐变成文化思想的载体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的范畴 ,而更具有政治道德伦理的意义。它处处表现出的“敬德”思想 ,属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影响     

《诗经》性别称谓与周人的审美倾向

《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性别称谓,折射出周人特定的审美倾向.“君子”、“良人”、“叔”、“武夫”等男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男子“德”、“貌”、“才”之“温厚勇壮”的审美倾向;“淑女”、“佼人”、“硕人”、“静女”等女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女子“德”、“貌”之“窈窕淑善”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以农为主的经济、多子多孙的观念以及礼乐文化有关.     

天命、道德和民意——从政治正当性看殷周政权转换

殷周政权转换之际天命伦理化,天命观念发生了从"有命在天"到"天命靡常"的转变,"敬德"思想取代了"敬神"思想,"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兴起。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权自我确证是道德的思想路径,即天命是善的,生成道德的政权,道德的政权敬德保民,消灭不道德的政权。这有别于西方政治寻求政权被他者证明是道德的思想路径。     

天命、国运与预言

“一姓不再兴”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东周时代最流行的两条预言 ,它们相互为用 ,影响了一代人心和政治。本文探其源而析其用 ,从两条预言的流变看人心向背 ,国运兴衰 ,说明天命即民命 ,人心即天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从檄文看政治观念的变迁——以先秦、两汉为论阈

天命和德是我国古代的核心政治观念,通过对檄文进行整体性研究,能够清晰揭示天命观念的人文化、公共化转向和德观念逐步成熟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德扬天抑的政治观念变迁脉络。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