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移民在迁入地的定居与权益保护——国际政策实践及其对我国农民工政策的启示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我国的乡城迁移与当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移民有相似之处.本文考察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关于国际移民的政策实践,目的在于从中找出可供我国农民工政策参考的经验.并且,笔者认为,我国农民工政策目前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定居问题,第二个为在城市临时务工的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因此,本文在考察国际移民政策实践时,主要关注国际社会在移民定居以及临时移民的权益保护两个方面的表现,并就其对我国农民工政策的相关性作出讨论.     

农民工阶层的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一个痛苦的社会过程 ,农民工有农村的拖累 ,有进城的高门槛 ,整体处于困境之中。我们的社会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 ,通过立法 ,加强政府行政管理 ,包括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把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向健康的社会体系之中 ,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之困境探析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众多青年农民梦想着能改变身分成为市民匆匆来到城市.但城乡分割政策的制约、法制不健全和保障不到位及青年农民工自身的不足使其在城市中生存困难不断,发展阻力重重,权益保障匮乏,导致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很难实现.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愿望的实现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加快消除城乡壁垒,切实保障青年农民工权益,增强青年农民工素质和能力.     

农民工分化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划分研究

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制度融合、心理融合和社区融合等为主体的指标体系,是测量和划分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重要依据。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已经分化为四个群体。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民工仍处于低度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农民工中的自雇佣群体(农民工老板和个体农民工)已进入城市社会融合的中期阶段。研究旨在强调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强化我国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适应性创新。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我国农民工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乡土变迁的社会隐喻

在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上,流动性是历史趋势,而不流动则是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现实需要,这种悖论在社会心理上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流动困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流动困境表现得不再明显,中国农民群体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文化基因突变现象。农业、农村与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的消逝,也许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结局之一。在＂后农耕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后遗症带到城市发酵,这不但会消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发展理念,而且将社会公正等敏感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特征

劳动力移民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不同的经历过程.本文分析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特点,为迁移过程进行性别方面的理解.分析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地域性歧视、职业高度同质化、收入回报率低、暂时性与过渡性等特征.     

增权理论因应下的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

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是青年农民走向现代社会、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国城乡结构、农村及农民状态的重要渠道。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城市文明的需要。因历史遗留、现实制约、观念偏见、主题特性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现阶段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不足。在增权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个体的文化增权、企业的组织赋权、社会的政策维权，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的维权方略，是提高青年农民工维权实效的最佳选择。     

城市务工农民救助体系构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

构建城市务工农民社会救助体系,对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有现实意义。当前农民工集中的城市政府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积极性较低,究其原因是资金不足。要想解决此问题,国家层面要对财政转移支付模式进行改革,提升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制定农民工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性,当地政府自身也应有远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论城乡现代化建设中农民工的文化和教育

农民工不仅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最主要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文化和教育不仅关系着城市的继续建设和发展,也关系着农村的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的改变,而且与诸多社会问题譬如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城市治安、农民工犯罪、农村观念的改变等都密切相关,目前它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瓶颈”。而改变农民工的文化和教育水平首先在于政府法律的制定,其次是城市用人单位和社区对农民工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和教育,最后是政府对农村的文化和教育投资的加大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自主提高。     

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意愿的综合因素分析—以天津地区为例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农民工荒”，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离开城市返回了农村，很多农民表示虽然很希望能迁居到城市，但却无力在城市生活下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本课题组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经济收入、年龄、性别、配偶、居住和伙食条件、工资保障和法定休息保障、工作企业对农民工关心的程度等因素均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意愿存在明显的影响。     

重庆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从2010年8月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预计10年实现重庆100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群体接触、碰撞，必然会引起自身的不适应和彼此的不认同，甚至引发外在的激烈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尽管具有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群体进步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但它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负功能，弱化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妨碍了城市精神的培养。对此，必须统筹规划、多方努力、协同推进，使尊重农民工、公平对待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尬的主体位置

农民工的命名是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的结合,在全球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他们遭受着自由市场和国家体制的双重压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工被呈现为两幅面孔:一是作为社会进步的表征(20世纪8、90年代之交);二是作为社会苦难的象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样两种面孔与农民工既非工人也非农民的主体位置有关。这种尴尬的主体位置使得昔日占据国家主流位置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工得以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之中,但他们彼此却视而不见。在发达地区放开户籍制度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变成都市里的新市民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成功地获得了农民工等低阶层的霸权效应,占据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外来工有没有可能形成其他的霸权表述或者历史性的主体位置呢?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从总体上看,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既需要制度变革,也需要从非制度层面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

大量农民工住房存在过度拥挤、环境恶劣和居住分割等问题,不利于其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和获得机会,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加剧了社会分割和贫富分化。在回顾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北京市微观数据,发现"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恶劣的居住环境阻碍了农民工劳动力产出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供给能力与居住环境质量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机理。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和农民工聚居区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融合。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