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张学良送蒋回宁初探——纪念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90诞辰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逼蒋抗日,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说质疑

中共何时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有人认为,中共是事前得知,并言之凿凿:“一九三六年十二目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张、杨就已经把将要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秘密电告了中共中央。”“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前的五个小时就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原文注:‘西安事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五时三十分爆发的)。”还说,“中共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振奋。红军战士当夜举行灯火游行庆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事变爆发前夕,张、杨有何必要冒此风险事先电告中共中央?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方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非常想把蒋介石弄到延安审判，但莫斯科坚持反对这样做”，①把蒋介石的释放归结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逼迫。国内则往往以“毛主席英明决策”③一语来概述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蒋方针的过程。拙文试图就接触到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探讨毛泽东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系，一则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二则说明制定和平解决方针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毛泽东在时局转换中审时度势，几经调整才寻求到了解决事变的最佳途径，从而…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史因探析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送蒋回宁一事，人们议论纷纷，几乎均是责备张学良当年义气用事，缺乏政治见识，非得亲自送蒋，最后落个三位一体解体，自身被囚的结果。殊不知，张之送蒋是有其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的。首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是逼蒋抗日，而非杀蒋代之，在达到这一目的后送蒋回宁就是肯定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有充分论据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劝蒋：“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为家为民族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的威信着想，都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①遭到蒋的拒绝。张在卫家抗日的愿望没有得到…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王静西安事变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国共两党由十年内战走向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在事变前后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 ,国民党方面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共同谋划的 ,① 而中共方面则主张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为 ,事前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② 而张学良本人对此还没任何解释 ,因此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难有明确的说法。尽管各方的主张不同 ,但各方的资料表明 ,西安事变的主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共之间早有来往 ,例如 ,1936年 4月 6日毛泽东与张学良通电 ③ 以后 ,张学良同周恩来直接接触 ,在延安 (当时为国民政府军地区 )一所天主教堂商量有关“联共抗日”的问题。④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过一些渠道同中共联络 ,但是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