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制度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中 ,除武科举培养和选择军事人才外 ,文科科举考试中也有军事的论文考题。此外 ,孔孟儒家思想对中国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科举制度对明代的军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文科科举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文科科举对当时军事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文科科举进士出身的人担任中央军事武职的人很多。第二是文科科举进士的部分人撰写了少数军事著作 ,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1 文科科举进士任武职的情况明代 ,进士出身的文人担任政府军事武职的人较多 ,具体情况主要表现在担任兵部尚书和侍郎两方面。明代文科进…     

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

明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代的政治风气，是与明朝的王权政治相联系的，科举教育一体化对于巩固明代王权政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王权政治本身的弊端，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弊端无法最终克服而导致政治文化走向没落。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是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形成世代簪缨的科举家族,且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通过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明代的士大夫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朝内之政,形成“门户”,甚或“朋党”.     

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为使清代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书院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等书院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能满足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章程既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实现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

科举考试思想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是科举制度日趋完善、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应地,科举考试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较之前代也更为丰富、深刻。具体言之,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为保证其公平公正和实效性,分地选拔、职前培训、立足实用综合考核,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以及反舞弊等一系列规章、举措得以实施,在人才选拔上,明代科举考试坚持宁缺勿滥,不以一试定优劣的原则。总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选拔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取录方法诸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国学经典教育与综合性高校艺术人才培养

国学经典教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对当下综合性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博雅教育能培养艺术人才自由创新之精神,人文美育有利于健全艺术人才心灵智慧,学术教育可以造就艺术人才理论思辨能力,生命教育能激活艺术人才的生命活力。充分认识国学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重要性,自发将国学经典教育融于艺术教育中,可以改革当下艺术教育的弊端,进而培养更多的优秀艺术人才、文化创意人才。     

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社会变化激烈，教育制度也出现根本转折。云南的官学教育同全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沿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平行，教育为科举服务，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阶段，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此时期云南的官学教育，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材，并体现出了自己的某些特点。     

制义“大结”与明清政治文化

大结是明代八股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文章各部分形成有机联系,而且承担着独特的文体功能。自宋代王安石科举改革以来,“自摅己见”成为经义文的写作要求。元代科举把自摅己见的功能单独赋予四书文。明代把“入口气”设置为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并设置大结以专门承担自摅己见的功能。明代八股文大结在融贯经典、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等方面曾提出过尖锐而深刻思想。大结的设置激发了士子通经致用意识。清康熙十六年禁用大结,弱化了八股文表达个人见解的功能,与其专制主义政治意图相表里。乾隆之后八股文厉禁越来越多,八股文走到了末路,变成一种缰死枯窘的文体。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

福建科举会馆系指明清两代福建省各州、府、县在北京设立的主要为进京应试福建籍举子寄居服务之所。本文以李景铭编著的北京《闽中会馆志》为基本材料,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试作剖析。科举会馆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郡邸。而北京城内的科举会馆的出现却是在明代。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历朝帝王推行八股取士制度,“三年一大比”的科举会试成为定制。各地在京官绅为了光耀乡里、联络乡谊,进而纠结地方政治势力,千方百计为进京应试举子提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