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农业、农民的"四性与四化" --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理论构架

“把握农业的产业属性和市场化趋势,把握农村的社会属性和现代化进程;把握农民的主体属性和国民化要求;把握‘三农’的基础属性和国际化走向”即“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四性与四化”的理论模式,这是在实际调查和对历史与现实情况的社会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认识框架,它推进了“三农”理论的创新。     

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过去我们对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注重于从农村内部去考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概括起来四句话: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壮大县域经济。当前我国“三农”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局限在农村内部作文章,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必须把“三农”问题和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去解决。     

李大钊与“三农”问题研究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三农”问题作为整体来分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他根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揭示了“三农”问题的表现，剖析了“三农”问题严重化的基本成因，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提出“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案，为推进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借鉴。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基本思想对于研究现今的“三农”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乡发展的失衡与统筹

中国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仅依靠农村是难以解决的。沿着“跳出农村看农业”的思路,从分析城乡关系入手,揭示出城乡关系的现状,探讨城乡发展分化的原因,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思路探析

“三农”问题是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产生的,由于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特殊国情使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特别突出。我国“三农”的根本性问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当前,必须以现代化为取向,以农村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等“三化”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系统分析与思考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问题。作者借鉴西方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四功能范式”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由于特定历史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内部子系统边界不清、功能模糊和反分化倾向,使大系统趋于“无序”或“混沌”状态。为此作者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城乡两个社会系统的融合。本文的对策思考是,应当以统筹和协调的系统论发展观为指导,在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同时,推进农村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教育等配套社会改革,促进农民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     

“三农”问题的哲学思考

“三农”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类社会问题,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三农”问题具有普遍性,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特有的现象;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差异较大,该问题又具有特殊性。“三农”问题有表现为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的相对“三农”问题和农村处于绝对贫穷、农业处于绝对落后、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绝对“三农”问题之分。把握“三农”问题的这些特性,是进一步研究“三农”问题的前提。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及启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科技兴农、农村改革方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学习研究邓小平“三农”理论,对搞好当前“三农”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力反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现状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存在两大难题。基于这种状况,文章指出对农村地区智力反哺是长效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